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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谷（中國進出口銀行行長）：我的工作部門不是使館、外交部，商務部，也不是外辦，對中美關系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個方面的接觸相對來說了解較少。不過我最近主持召開了一次中美關系研討會，我的發言可以以此作為切入點。

美方大概來了十多個專家，都是研究中國問題的頂尖的人物，其中包括前任駐華大使芮效儉先生，還有基辛格研究所成員、佩特森和美國商會的代表等等。中方有與會的學者有二十多個，一共加起來四十多人。

我們獲得的第一個印象，就是美國對中國的看法已經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中美關系不會沿著過去40年所走過的道路繼續走下去。即使是美國的知華派、友華派，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第二點，美國國內無論什么黨派，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無論什么階層，是白領還是藍領，他們都主張對華采取強硬的態度，盡管他們的目的并不相同；

第三，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這兩個文件我從頭到尾仔細看過英文原版。它是美國政府、國會及民間各個方面整體對華態度的反映。從中可以看出，絕大多數專家現在已經不愿意站出來為中美關系說話了；

第四，美國認為我們的發展方向與美國的期望不符，認為我國是有意用軍事手段來達到政治目的，認為我們所確定的建立世界一流的軍隊的目標與中國的防務需求不符，指責我們試圖建立與美國同樣的全球軍事存在；

第五，在意識形態上，美國過去主流觀點認為，中國不會挑戰美國的意識形態，但是現在他們認為中國目前的意識形態回到過去的模式上去了；

第六，在經貿問題上，美國認為中國故意拖延不解決美國的有關關切，口惠而實不至，所以華盛頓現在彌漫著對華失望情緒，逐漸失去了耐心的態度；

第七，美國認為，它的市場經濟體制無法與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行競爭，因為中國的政府和國家強力介入市場，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WTO的原則，他們特別對“中國制造2025”表示強烈不滿，認為這是政府主導，不是市場主導。

第八，美國的“一中”政策將發生很大的變化，內部遇到了嚴重的挑戰——《臺灣旅行法》就是這種變化的一個反映。這說明美國國會和特朗普政府對“一中政策”的理解已經降到了原來的最低點。

《臺灣旅行法》法案

臺灣問題在美國內部引起的爭論，有三個觀點：第一個觀點認為臺灣是民主社會，美國應該支持臺灣；第二種觀點認為，臺灣過去自稱代表全中國，但是它現在已經不自稱代表全中國了，因此他們的政策要發生變化；第三，中國在西太的軍事力量過強，已經引起了軍事力量的不平衡，因此美國要支持臺灣平衡中國的軍事力量；

第九，美國雖然沒有說要改變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但是如何在現在這個環境下創建一個可以公平競爭的體制，這是個難題。

我們現在有不少報紙、新聞評論、專家學者都把當前的中美貿易爭端，看成是一種純粹的貿易問題或者是赤字問題，我認為這是個嚴重的誤解。中美這次爭端完全是關于中國發展方向的爭議。

美國認為中國的發展方向不符合美國的期望值，還認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在倒退。美國過去40年容忍了貿易不平衡，現在它認為中國和美國漸行漸遠，無法再容忍了；他們對中國的這種“非市場經濟的競爭”表示了不滿，認為中國現在做的一切需要取代美國的位置。

如果中國不能按照美國的期望值進行市場化的競爭，美國就要和中國在經貿上脫鉤。脫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國有可能重返TPP，同時和歐洲搞TIPP，然后架空WTO。

因為中國不是TPP、TIPP的一份子，這就等于美國重新建一個世界經濟貿易的規則和體系。我們過去幾十年所做的融入世界貿易的努力，可能要付之東流了。

去年年底，美國正式向世貿組織（WTO）提交文件反對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之后，中美商貿談判陷入僵局（《金融時報》2017年12月1日報道截圖）

我們目前并不具備另立一個市場和美國相抗衡的能力。我們改革開放40年所取得的成就，包括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制造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出口國、170多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等等，有可能會大幅度回落。

如果我們每年260億的芯片進口、200多億的石油進口等等被美國“脫鉤”的話，會出現很多問題。

因為這個市場還是美國和西方主導的。我們將來面對的恐怕不光是美國，而且還有整個西方市場。

有的人也許會說，西方也不是鐵板一塊的，我們可以爭取一部分國家。西方到底是不是鐵板一塊，這有待觀察。

從美國、日本、歐洲都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這樣一個事件上，我們可以看到一些端倪：他們實際上態度是一致的。在解釋中國為什么不是市場經濟方面，歐盟有400多頁的文件，美國的“301政策”有200多頁的文件，加起來有700頁左右。

當然，即使出現這種狀況，我覺得也不必過分擔憂和可怕。美國不是曾經封鎖了中國22年嗎？ 1927年紅軍上了井岡山，毛主席寫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回應紅旗還可以打多久的質疑。后來被迫長征，后來也走到了延安，并且建立了根據地。

后來蔣介石封鎖延安，我們又搞了大生產和自力更生，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中國不會被它整垮，也不會被封鎖死、我覺得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是不怕這些困難的。關鍵我們現在是要選擇一條什么樣的道路，更符合中國發展的需要和未來。    

丁奎淞（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秘書長）：剛才李行長已經非常清楚地把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戰略變化做了一個很深入的解釋。

美國對華戰略已經形成了競爭、施壓、對抗的共識。主要從三個方面：一個是政府，一個是學界，一個是企業界。因為李行長在美國政府這一部分已經談得很具體了，所以我暫時略去。

我從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里提煉出來一些內容，做一個結論，如下：

中國已經成為美國最強大的戰略競爭對手；中國要在世界上按自己的意志確定規則；中國與美國的全面競爭已導致了戰略失衡；中國通過不公平對等、不講原則的重商主義方式，侵蝕了美國全球經濟利益；美要與盟國和全球伙伴對中國威脅國際秩序的行為做出回應。這是對特朗普政府一年多以來與中國的接觸、摸底之后，得出了一個美國將與中國開展戰略競爭的很明確的結論。

第二點，美國學界主流正在向特朗普政府的立場靠攏。經過幾年來的對華戰略變革，美國學界主流逆向反思對華認知，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不會出現美國期望的變化，也可能打破西方華盛頓共識的模式，以威權主義發揮世界領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