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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陰影和現在的僵局

拜登團隊長期以來一直批評前任政府的對華政策，并認為特朗普的對華政策是失敗的。他們認為，特朗普的政府不僅沒有有效遏制中國的全球擴張，也沒有增強美國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同時還以激烈的方式促成了軍事沖突風險的增加。拜登團隊明確宣稱，與中國進行全方位的經濟脫鉤并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在總統競選期間，拜登和他的團隊聲稱，是俄羅斯而不是中國干預了2020年的美國大選，這一點在2021年3月15日發布的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報告中得到了證實。

從北京的角度來看，特朗普政府最后一年對中國的強硬態度表明，特朗普團隊試圖以美國在冷戰中擊敗蘇聯的方式擊敗和摧毀中國。北京的評估是基于三個主要論據：

1）經濟方面，特朗普政府旨在與中國實施系統的、完全的脫鉤。

2）在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特朗普政府追求政權更迭以推翻中國的政治制度。

3）在軍事和安全方面，通過《2019年臺北法案》和其他旨在破壞“一個中國”原則的行為，讓中國擔心美國會支持臺灣獨立。

中國對這三種政策路徑做出了堅定的反擊，認為這對中美雙邊關系造成了重大損害，同時越來越將地緣政治視為零和博弈。

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政策舉措在中國激起了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特朗普政府的這些舉措包括聳人聽聞地將中國說成是對美國的“全社會的威脅”（whole-of-society threat）。歧視中國和美籍華人科學家，聲稱中國政府正在將在美國大學就讀的中國留學生“武器化”（weaponizing），使用“中國病毒”（Chinese virus）等詞語，對中國大陸及香港政府高級官員實行制裁，取消在中國的和平工作隊和富布賴特基金項目，命令中國關閉其在休斯頓的領事館，并限制中共黨員及其家屬（約有3億人）訪問美國。

拜登總統確實扭轉了上述的一些政策。例如，他用行政命令禁止使用“中國病毒”等詞語，并譴責對美國華人和亞裔的種族定性。但特朗普團隊的上述大部分政策仍然存在。就臺灣海峽的緊張局勢而言，許多研究者認為，如前所述，拜登政府期間可能發生軍事沖突的風險有所增加。有人可能會說，北京繼續采取激進措施加劇了緊張局勢升級，因此美國的舉措可以被視為是基于對中國軍事威脅的擔憂而做出的回應。

兩個重要因素，美國國內政治環境和中國的競爭優勢，可能有助于解釋目前雙邊關系中的危險對峙。

當地時間5月26日，拜登下令美情報部門90天內提供新冠病毒起源報告；而美國國會再次炒作“武漢實驗室泄漏”。

美國國內關于中國的政治環境。如果認為美國的決策者、外交政策界和普通民眾已經就美國的中國戰略達成了共識，那是過于簡單化的。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對中國挑戰的性質有明顯的看法分歧，在每個黨派內部也有分歧。例如，在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中，54%的共和黨人將中國視為“敵人”，而民主黨人中只有20%。然而，對華政策已經成為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的一個合作領域。為了彌合黨派分歧，拜登政府似乎將激進的對華政策視為與共和黨人尋找共同點的一種手段。

在4月初的參議院會議上，兩黨提出的《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值得高度關注。這項立法聲稱將撥款數億美元用于“一系列旨在幫助美國在與中國的意識形態、軍事、經濟和技術的長期競爭中取得成功的新舉措”。如果該法案獲得通過，很可能會加劇拜登政府優先考慮對付一個正在全球崛起的中國。

因為新疆問題、香港問題和COVID-19蔓延對中國的指責，美國公眾對中國越來越負面的看法，這進一步推動拜登團隊對中國采取強硬立場。3月進行的一項蓋洛普（Gallup）民意調查顯示，將中國視為“最大敵人”的美國人的比例在過去一年翻了一番，從22%上升到45%。

對中國競爭優勢的擔憂。第二個能夠解釋拜登依然猶豫是否與中國合作的重要原因是中國經濟和技術競爭力對（美國）的巨大挑戰。在過去20年里，中國人均GDP已經從2001年的約1000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10000美元，預計在2035年將達到30000美元。相比之下， 1979年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時，該國的人均GDP不到300美元，是當時美國人均GDP的3%左右。

在中國和其他地方，據廣泛報道，盡管面臨COVID-19，中國2020年的GDP增長為2.3%，這比所有其他主要經濟體（經歷了4%的負增長或更糟）要高得多。根據一些經濟學家的分析，中國GDP預計將在2028年超過美國（由于COVID-19的結果，這比之前的預期早了兩年）。

一位美國學者最近在《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上寫道，“在2007年，美國在全球財富500強中的公司數量是中國的六倍。到2018年，中國已經達到了近乎相等的水平。” 更重要的是，美國藝術與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2020年的一份報告所指出的，中國最近在研發（R&D）投資方面超過了美國（按購買力平價，PPP）。根據這份報告，美國2021財政年度的預算將把聯邦對研發的支持減少79億美元（約9%）。報告還發現，美國公司更傾向于將研發實驗室轉移到其他國家，包括中國。盡管美國在某些科技領域保持了其優勢地位，但正如報告所強調的那樣，“全球科技領導地位是以月或年來衡量的，而不是以幾十年或幾個世紀來衡量的” 。

拜登政府希望采取能夠提高美國在科技、研發和IT基礎設施方面競爭力的政策。美國在這些領域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優勢喪失都將對國家的經濟、創造就業、生活標準和國家安全“產生嚴重后果”。拜登總統在3月份的白宮新聞發布會上說，“早在60年代，我們曾經把整個國內生產總值的2%多一點投資于純粹的研究和科學。今天，它是0.7%”。拜登強調，中國在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是美國的三倍。

有理由認為，中國在過去幾十年里在科技方面的進步，部分是由于中國人民的智慧和勤奮，部分是由于先進國家，特別是美國市場經濟的開放和大學及研究機構的慷慨解囊。對許多美國人來說，中國在知識產權、市場準入、國家贊助的經濟活動等方面的行為，不公平地有利于中國的經濟擴張。

可以理解的是，拜登總統和他的前任一樣，決心挑戰（他們認定的）中國政府的不公平做法。盡管美國在創新和技術方面可能仍然處于領先地位——畢竟，世界排名前20位的研究型大學中，有15所在美國，沒有一所在中國——但是美國政治領導人不能自滿。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第一次面對一個經濟和技術潛力與自己相當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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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想法

當代另一位最重要的戰略思想家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最近警告說，“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之間‘無休止’的競爭有可能導致不可預見的升級和隨后的沖突。” 在基辛格看來，今天的中美競爭與冷戰時期的美蘇競爭在兩個關鍵方面有所不同。首先，今天的美國和中國幾乎同等強大，而冷戰時期的蘇聯相對比美國弱，而且沒有融入全球經濟。第二，鑒于除了核武器之外，還有“人工智能（AI）和未來武器（futuristic weaponry）”，目前的局勢更加危險。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贏得一場全面戰爭或摧毀對方，因此，兩國和國際社會需要找到一種全新的共存方式。

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借鑒了他們在過去大國競爭中領導美國政府決策機構的經驗，為一個危險的未來發出了警告信號。正如布熱津斯基當年所預見的那樣，兩個新的，目前正在醞釀形成的陣營，務必要有更大程度的“地緣戰略技巧”。基辛格強調了人工智能可能給一個分裂的世界帶來的前所未有的危險。中美兩國領導人應當明智地考慮大國沖突的歷史和新的現實，因為沿著目前的道路走向對抗的后果不僅對兩國，而且對整個世界都將是災難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