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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后，2021年3月27日，中國和伊朗正式簽署了一項為期25年的戰略合作協議。該協議包括三個關鍵條款：1）中國將增加對伊朗能源設施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這直接削弱了美國主導的對伊朗的經濟制裁；2）中伊之間的石油結算和貿易往來將使用中國人民幣和中國新推出的數字人民幣結算；3）伊朗將使用中國的北斗全球定位和導航系統，使伊朗的導彈不再受到美國擁有的GPS的干擾。據一些中國分析人士稱，中伊戰略合作協議的簽署是個里程碑性事件，表明中國的海外戰略已經從被動防御轉向主動出擊。

中國領導人和公眾并不相信拜登總統最近發表的聲明，即這些以美國為首的聯盟“不以反華為目的”，美國“不尋求與中國的對抗”。中國媒體廣泛報道了諸如美國強烈要求韓國加入四國聯盟，還邀請英國、法國和德國參加3月在南海舉行的被稱為“自由航行”（Free Navigation）的海軍演習。

北京方面最關心的是拜登政府對臺灣的立場?！芭_灣駐美代表”被邀請參加拜登總統的就職典禮，這是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來前所未有的行為，對中國政府來說是個不祥之兆。

中國評論員最近指出，拜登政府的四個舉動大大加劇了臺灣海峽兩岸的緊張局勢：1）美國強行讓日本和澳大利亞參與準備對該地區的軍事干預；2）美國和臺灣簽署海上巡邏協議，鼓勵臺灣軍隊通過海上巡邏參與印度—太平洋安全事務；3）發布指導方針，鼓勵美國和臺灣之間的“官方交流”；4）美國駐帕勞大使加入帕勞總統對臺灣的正式訪問。意料之中的是，中方認為“美國的挑釁行為已經觸碰到北京的紅線” ，中國媒體上涉美言論的言辭激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美日首腦聯合聲明52年來首提臺灣 截圖來自朝日新聞

類似冷戰集團的局限性

雖然看起來有些矛盾，但中國領導層也對以美國為首的冷戰式聯盟的有效性持懷疑態度。北京敏銳地意識到，歐洲和亞洲的一些領導人對華盛頓領導的冷戰集團一直持批評態度或表示保留意見。拜登總統就職幾天后，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明確表示，她“非常希望避免建立對抗陣營”。同樣，以批評北京、擔心中國對英國的安全、繁榮和自由價值觀的“系統性挑戰”（systemic challenge）而聞名的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也警告說，英國決不能被卷入與中國的新‘冷戰’?！?

正如中國最高領導層的一位智囊最近指出的那樣，盡管美國和歐洲在民主和人權以及新疆和香港問題上意見一致，但歐洲人對與中國在經濟和貿易方面的合作的必要性、核不擴散和氣候變化等問題有獨立見解。許多歐洲國家更傾向于在華盛頓與北京之間保持同等距離。

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友也是如此。盡管安全問題和軍事合作的需要是四國集團的首要目的，但在這一點上，四國集團不應該被視為以遏制中國為目的的軍事聯盟或亞洲的“小北約”（mini-NATO）。正如在日本任教的中國學者張云所言，“多邊軍事聯盟在亞洲地區從未奏效。”日本首相菅義偉明確表示不贊成“亞洲北約”（Asian NATO）。印度因其不結盟、中立和獨立的原則，以及與俄羅斯的良好關系，不太可能改變其長期的外交政策姿態來加入美國領導的軍事聯盟。

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非洲、南美和亞洲許多國家對中美兩國的看法有深刻的不同。這些國家并不認為中國是對世界和平的安全威脅，也不認為中國包括“一帶一路”倡議（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的經濟拓展努力，是帶有“掠奪”（predatory）或“債務陷阱”（debt trap）性質的外交舉措。正如約瑟夫·奈（Joseph Nye，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學者、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教授，“軟實力”概念提出者）最近觀察到的，“近100個國家將中國視為其最大的貿易伙伴，而美國只有57個。此外，中國計劃在未來十年內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為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超過1萬億美元的貸款，而美國卻削減了援助?！?

對一些研究美國外交政策的學者來講，包括研究該議題的中國分析人士看來，拜登政府將實現國內振興視為首要任務，與其對中國、俄羅斯和伊朗，以及其他諸如朝鮮和敘利亞等威權政治實行強硬積極外交政策的方針，兩者之間似乎存在著根本的矛盾。在2020年總統選舉之前，包括現任國家安全顧問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內的一批外交政策戰略家和社會經濟政策專家撰寫了一份實質性的報告，即《讓美國的外交政策更好地為中產階級服務》（Making U.S. Foreign Policy Work Better for the Middle Class），其中包括以下論述：

沒有證據表明美國的中產階級會支持旨在恢復美國在單極世界中的首要地位的努力，升級與中國的新冷戰，或在世界的民主國家和獨裁政府之間發動一場無邊無際的斗爭。

作者闡述說，新總統應避免“花費太多的生命和納稅人的錢”在冗長的軍事沖突上。

考慮到當選總統拜登的四大優先事項，包括抗擊COVID-19、加速經濟復蘇、確保種族公平和社會正義以及協調應對氣候變化時，中方看到了這些議題上與自身利益的重疊，并希望這能為中美重新接觸提供一個機會窗口。中國領導人認為，拜登政府可以通過中美雙邊合作，更快、更有效地實現這些目標。

然而，中國高層很快意識到，考慮到拜登政府的政治和戰略評估，機會窗口極其狹窄，甚至根本不存在。中國最高外交官楊潔篪對其美國同行說的那句現在眾所周知的話——“我們把你們想得太好了”——再次證實了安克雷奇對話前中國的普遍看法：“拜登團隊和特朗普團隊之間沒有顯著區別?！?許多中國人現在認為，拜登政府可能比特朗普政府更不利于美中關系。在他們看來，拜登政府建立反華聯盟的戰略方針和對世界各國的意識形態呼吁，以及在新疆問題上對中國的定性，已經將中國逼到了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