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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譯自美國《洛杉磯時報》對華為的特別報道。從采訪到發稿到譯制，部分華為高管職務已發生改變。譯文對部分內容有所刪節，本文為上篇。文/Norman Pearlstine, David Pierson, Robyn Dixon, David Cloud, Alice Su, and Max Hao Lu，譯/楊瑞賡】

站在華為技術有限公司龐大的新園區里，很難想象任正非是如何憑一己之力把小小的初創企業變為技術巨頭的，當年他所得到的支持，不過來自五個朋友的朋友。

當時，年過不惑的任正非沒有知識產權傍身，他是如何把華為一步步做大，使其業務覆蓋170個國家，員工總數達到18.8萬人，逐步在電信設備銷售和智能手機制造方面躋身世界前列的呢？

按照美國政府的說法，華為的成功故事根本不足為信。

華盛頓當局企圖讓人相信華為的官方歷史是用來糊弄人的——它實際上是中國政府的產物，其成功建立在任正非與解放軍情報部門有密切關系的基礎上。

華為領導層則對美國的暗示毫不含糊地加以駁斥。

不管華為的發跡史和獨立性存在何等爭議，它的成就和雄心卻展現得明明白白。

華為已率先開發下一代無線技術5G，此項技術有希望為連通性帶來飛躍式提升。如果華為能保持并擴大這一領先地位，并在其他領域取得進展，那么它乃至中國可能會率先生產出新一代高敏感度軍事系統、智能電網、自動交通工具，并開發出其他關鍵產品和工藝。

美國擔心，中美之間均勢的改變將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特朗普政府與美國情報機構罕見地達成共識，正在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動。特朗普已準備好但尚未簽署一道行政命令，它將禁止華為進入美國。最近，聯邦大陪審團起訴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指控她欺詐和違反制裁令。(孟晚舟是任正非的女兒，她在加拿大溫哥華被捕，目前仍在當地爭取不被引渡到紐約受審。)美國還不顧阻力，要求世界各國政府和企業停止采購或使用華為的產品和設備。

目前，華為在法庭和媒體上發起了反擊。不久前，任正非和其他高管在深圳總部接受了一系列采訪，多次對華為受中國政府或軍方控制的說法予以堅決否認。

任正非表示：“10多年來，無論問題多么微不足道，美國一直在攻擊華為。我們已經盡全力保持沉默和忍讓。但忍讓不代表經麻木，沉默不代表怯懦。”

這位74歲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堅稱，他和公司從未蓄意破壞產品的安全性，也永遠不會做這樣的事。他最近表示，自己寧肯關閉華為公司，也不愿做任何傷害客戶的事情。他還說，他的女兒沒有犯任何罪。

華為聲稱，美國沒有拿出任何確鑿的證據來支持其說法，這其實是一場關于貿易和技術的斗爭。

在中美互疑的時代，雙方的說法恐怕都有道理。由于貿易、技術和安全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華為可以是中國崛起的代理人，同時也可能成為貿易戰中美國要挾中國的棋子。

大多數美國人從未聽說過華為，部分原因是該公司自1987年成立以來一直偏愛低調，部分原因是美國以前就限制了華為產品在當地的銷售。

華為斥資15億美元打造的東莞松山湖新園區，占地1900畝的園區里有12個仿歐式建筑組群

接受《洛杉磯時報》（下稱《時報》）的采訪是華為大規模媒體行動的一部分，它旨在讓公司形象更有人情味，并一次性回應人們對華為的來歷和當下所有權歸屬的疑問。

在華為園區的某間鋪著灰地毯的小屋里，一個玻璃柜里躺著十卷打印出來的名冊。據說里面記錄著將近10萬個員工的姓名，而他們就是公司的全部股東。華為向《時報》記者展示了這些員工的姓名、身份證號、所屬部門和持股總量。該公司表示，這足以證明華為的所有者是它的員工而不是國家。

華為貫徹透明化原則，向《時報》披露了最早期五位投資者的姓名和職業。1987年，正是他們幫助任正非籌集了華為5000美元的啟動資金。華為表示，當時五位投資者都以個人身份提供了相同數額資金，他們已在1991年至2000年期間撤出所持股份。

任正非說，假如他們繼續持股，并保持與任正非相等的份額，也就是1.14%，那么按每股1.17美元的價格來算，這些股份的價值將超過2.2億美元。

任正非還澄清了一些有關華為接班人的傳言，他告訴《時報》，不會任命某個子女擔任CEO，而是會把權力移交給七人董事會。

然而，盡管華為努力提高透明度，但該公司的大部分歷史仍不為人知，一些爭議——包括被競爭對手指控從事商業間諜活動——也影響了它的信譽。最近的采訪，以及多年的調查、官司和新聞報道，均與華為的某些官方口徑存在出入，這充分說明要真正了解這家中國最強大的科技巨頭背后的真相是多么困難。

華為已成為一個創新中心，其高度現代化的實驗室里不斷涌現出原創的研究成果。它也較少依賴其他地方的研究成果。

華為公司毫不隱藏其志向。一座專用于接待外賓的大樓有兩個大房間，其中一個讓人想到凡爾賽宮，在它的背后是一個中國傳統梯田農村的復制品。華為最近斥資15億美元在深圳北面的東莞建設了一個類似迪士尼的新園區，里面有12個仿造的歐洲小鎮，既有類似德國海德堡的城堡，也有意大利維羅納式的紅瓦屋頂建筑。仿瑞士式的紅色有軌電車連接著這個占地8.9平方公里的園區，所有員工的汽車都停放在地下車庫。

華為的歷年營收

全球芯片組制造商市場份額一覽

盡管美國極力打壓華為，該公司2018年營收仍然增長了近20%，達到了1050億美元。任正非預計，如果華為能克服美國的干擾，未來五年的銷售額可能會增長兩倍。那以后再過幾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可能在華為等科技公司的引領下超過美國。

很難看出美國有什么辦法可以既阻止華為，又避免與中國進行技術和貿易戰爭最終落得兩敗俱傷、同歸于盡。盡管中國尚未強大到可以打贏貿易戰，但它也不至于輸掉。

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從深圳和華為嶄新的大樓到珠江入海口距離并不遠——這里便是鴉片戰爭和中國“百年國恥”開始的地方。

1839年至1842年，正是在這里，為數不多的英國蒸汽戰艦摧毀了中國艦隊，用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讓清朝沾沾自喜的帝國心態蕩然無存。

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再到習近平，現代中國的歷屆領導人一直強調通過向西方學習，通過創新和生產來實現進步，從而洗雪歷史上的國恥。

2014年，習近平在兩院院士大會上講話指出：“鴉片戰爭之后，中國更是一次次被經濟總量、人口規模、領土幅員遠遠不如自己的國家打敗……近代史上，我國落后挨打的根子之一就是科技落后。”

在這種自給自足的動力和趕超其他工業化國家的愿望作用下，建設基礎設施的“一帶一路”倡議于2013年問世，它為150多個國家帶來了中國投資。兩年后，中國提出了雄心勃勃的“中國制造2025”行動綱領，計劃全面升級制造業，重點關注信息技術、人工智能、交通運輸、農業和生物技術等十大領域。

改革開放以來，深圳及周邊地區通過發展已經從漁村變成了技術中心，而且也是“粵港澳大灣區”大規模發展計劃的關鍵所在，尤其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重視。

中國領導人的權力與中國經濟實力同步增長，華為的成功故事也與中國本身的崛起密切相關。

如今，任正非和華為在很大程度上象征著某種中國為之奮斗、美國為之恐懼的東西。華為和深圳正是中國從低成本大規模制造向高科技、高工資生產轉型的縮影。在這個過程中，華為和中國的全球影響力范圍都得到了擴大。

任正非見證了中國動蕩的20世紀，他的家人在文革中遭到了迫害。他屬于已經登上神壇的中國第一代企業家，他們以吃苦耐勞而聞名。

在華為內部，任正非更像是一名精神領袖，而不是需要親力親為的管理者。他的語錄經常發表在公司內部網站上，供員工閱讀。他很喜歡拿軍事打比方，譬如將華為與美國之間的麻煩比作一場戰爭。

“每當任正非走進一個房間，人們都會站起來鼓掌，”華為的一位英國籍員工說（他因簽署了保密協議而不愿透露姓名），“人們會對他說的每個字反復回味。每個人都十分尊敬他。盡管他并非在任的首席執行官，也不是董事長，最終決定權一直在他這里。”

在評估華為所面臨的挑戰時，任正非表現得十分堅忍：“不落下幾道傷疤，沒人能成為厚臉皮。”他引以為豪的是自己戰勝了貧困、逆境以及國企不公平的市場優勢。

任正非1944年出生于貧困的貴州省，是家里七個孩子中年齡最大的。據他說，當年大家都是在缺吃少穿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在很少人有工作的文革時期，他拿到了土木工程專業的學位，還靠教科書自學電子技術。

任正非說，他在上世紀70年代參軍，當時布料短缺，軍隊委托大學畢業生幫助政府建設合成纖維工廠。他說，他在政府裁軍的時候離開了軍隊，當時很多人還是第一次脫離組織的支持。

任正非說：“我們復員后試圖像地方上老百姓那樣生活，當時感覺像被社會拋棄了一樣。”

在快要走投無路的時候，他開始嘗試著做生意。那時候，在與香港毗鄰的內地小鎮深圳，中國正在進行一場市場改革試驗。

任正非頭一次嘗試經商，是在一家擁有20名員工的小型國有企業，但最后以失敗告終。隨后，他和5名投資人一道成功籌集了資金，在深圳成立了華為。最初的業務是從香港采購電話交換機設備，再在內地銷售。

為了給求職者留下好印象，剛成立不久的華為對外宣稱工作地點在經濟特區黃金地段的一棟改造過的公寓樓，辦公區域足足占據最頂上的兩層樓。然而，去過的人便知道，任正非把屋頂算作二樓。這個小小的牛皮給華為帶來了很大的幫助。

任正非表示：“我們當時對市場經濟完全沒概念。我連超市都不知道是什么。”

目前，仍有許多人在激烈爭辯華為究竟是如何成長為一家世界級私人控股企業的。

任正非等高管認為，華為的成功源于勇氣、良好的領導和不懈的努力。

美國官員聲稱任正非是解放軍高級情報官員，他的人脈關系使華為不斷得到政府支持，從而幫助中國克服對外國電信設備的依賴。美方對華為公司的員工持股制度不予理會，堅稱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掩蓋華為與國家的關系。

華為表示，它和其他中國或美國公司一樣，都從政府補貼中獲得了好處。但它堅持主張，持股者名單和健康的分紅都證明華為的成功更多來自資本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

“任何中國政府機構或國內外法人組織都不持有華為任何股份，”華為輪值董事長郭平對《時報》表示。

分析人士表示，可以肯定的是，華為對各種因素加以了充分利用。在其創業早期，華為抓住了被外企和國企忽略的農村市場，往往是首家向農村提供電話線的公司。占領農村市場為它打入城市奠定了基礎，除此之外華為還提供被競爭對手忽視的客戶支持服務。

當華為準備進軍海外時，它得到了中國政策性銀行上百億美元的信貸支持，華為以此吸引了許多來自新興市場的客戶，它們對華為優惠的價格垂涎三尺。

美國國務院前官員、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高級副總裁兼技術政策項目主任詹姆斯·劉易斯說：“任正非來自一個軍事與商業界限模糊的時代。他能夠反復利用自己與中國政府的關系，博取有利于華為的條件。如果當初沒有中國政府的支持，就不會有華為。”

然而，通過對6名華為現任和前任員工的采訪，我們可以看到，這家高度資本主義的公司極其厭惡與政府扯上關系。

在華為深圳總部工作的一名員工表示，華為像是國家的“干兒子”，但它的業績比某些腐敗無能的“親兒子”國有企業要優秀得多。另外有人透露，華為曾拒絕中國政府希望其承接某些海外項目的要求。

金錢是華為激勵員工的重要手段。華為在結項時發給員工的獎金數額之高，令不少人感到驚訝。

一位曾于2015年到2017年在曼谷為華為工作過的泰國人表示：“數字簡直駭人聽聞，獎金常常比我們整年的基本工資還要高。”

另一位曾在深圳總部工作一年的歐洲員工表示，高薪和雜七雜八獎金太常見了。他把華為的外籍員工比作雇傭兵。

“我們去那里只是因為錢給的多，”他說。

完成業績目標的員工可以選擇認購公司股份。一為曾駐埃及的前員工表示，認購人必須簽署免責聲明，表示自己清楚股票價格可能上漲或下跌。

“但每一年，大家都在賺錢，”在華為工作了10年并于2017年離職的IT員工約瑟夫·田表示。

華為的一位經理人表示，股票價格從未下跌過。

要讓員工在艱苦的環境下工作，必要時甚至獨立承擔三個人的工作量，華為必需靠高薪來證明合理性。這種所謂的“狼性文化”甚至包括文革式的自我批評會。

這位深圳員工表示，員工們要定期進行績效考核，進行A、B、C、D評級。評為A級的員工拿到的獎金是B級員工的兩倍，連續兩年評為C級的員工將遭到淘汰。她說，C級必須包括至少10%的員工，這意味著每個人都得努力爭取得到更高的評分。

這些員工均表示，不知道華為有任何間諜活動或竊取知識產權行為，不過那名曼谷的前員工表示，如果工程師們愿意，有能力輕易地訪問客戶服務器，跟蹤用戶手機，并監視他們的網絡行為。他說，公司有規定，任何人未經授權就這樣做都會受到懲罰。

美國在5G領域逐步落后，華為不斷發力

5G競賽

如果說3G讓手機用戶接入互聯網，4G能帶火了視頻流媒體，那么未來人們將把5G形容成一種將任何裝有芯片的東西接入無線網絡的技術。

5G網絡的速度將比4G快100倍，這樣的速度足以幫助自動駕駛汽車避開行人，幫助醫生進行遠程手術，使電網能夠讀取實時數據以提高效率。

美國在5G領域逐步落后的時候，也就是華為在這方面發力的時候。

華為會向訪客們自豪地展示一座基于華為技術想象的未來城市，這個精心設計的展覽勾勒出它的雄心壯志，同時也映照出美國情報官員的擔憂。

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數據，華為近兩年每年都投入14%的營收和45%的人力到研發領域。正因如此，華為去年申請專利數量達到5405項，超過世界上任何其他公司，幾乎是第二名三菱電氣的兩倍。

如果這些專利被其他公司使用，華為將獲得專利費——考慮到下一代無線通信的潛在范圍，這可能是一筆意外之財。

輪值董事長郭平表示，該公司是第一家“能夠成規模部署5G網絡”的公司。其他華為高管表示，該公司在5G技術開發方面比美國最先進的公司至少領先一年，而且它還具備低成本優勢。

截至2月份，華為宣稱已與全球各國運營商簽訂了30多項5G商用合同，并向各國運送了4萬多個5G基站——而且它向歐洲和亞洲客戶提供的價格是美國競爭對手無法比擬的。

全面進入5G時代可能還需要10年時間——鑒于互聯互通的設備數量和數據量預將大幅增長，并可能被對手和不良行為者利用，這將帶來無法預見的漏洞和風險。與硬件驅動的4G不同，新一代無線網絡將高度依賴華為等電信供應商開發的軟件。

中國預計將在2020年完成5G基礎設施鋪設，早于其他主要國家

除了間諜活動的風險，批評華為的人還擔心，華為公司在歐洲等全球市場大規模擴張，一旦爆發沖突，可能給中國帶來巨大的優勢。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劉易斯表示：“（英國電信）和深圳之間就會存在直接聯系，華為不斷提供軟件更新和補丁……這就是風險所在。（英國人）有可能會收到一個更新，然后它的內容是‘關閉一切東西’。”

華為堅定不移地表示，它不會屈服于政府壓力而采取任何此類行動。該公司去年委托一家中國律師事務所撰寫了一份報告，里面提出中國法律不要求華為公司在情報收集方面與政府合作。但海外分析人士對此持懷疑態度。

批評人士還指出，中國通過的《國家情報法》已于2017年生效。它要求任何中國組織或公民“都應當依法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

最近的一個案例表明，抵抗政府壓力恐怕并不容易，特別是在國家危機或中美沖突加劇期間。去年，滴滴曾試圖拒絕向政府監管機構交出其數據，但最終依然無法堅持下去。

任正非說，華為已經告訴歐盟，它愿意簽署“無間諜”協議，承諾不從事任何形式的非法情報收集，也不在華為設備或軟件中植入任何形式的“后門”。他說，他也相信中國政府會和其他國家簽署類似的協議，但由于美國不愿考慮簽署“無間諜”協議，導致進展遲緩。

郭平提醒采訪者，美國國家安全局前雇員愛德華·斯諾登五年前透露，美國曾在一項名為“狙擊巨人”的行動中監視華為，并試圖侵入華為的服務器。

這名53歲的高管表示：“華為沒有設置后門，今后也永遠不會這樣做。我們也絕不允許任何人在我們的設備上這樣做。”。

郭平表示，任何中國政府機構或國內外法人組織都不持有華為任何股份

盡管華為從未被發現從事間諜活動，但它長期以來一直受到懷疑和爭議的困擾。

以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的非洲聯盟總部為例，華為建立的IT系統是中國送給該組織的禮物。2017年，法國《世界報》報道稱，黑客通過安裝在系統中的后門侵入了非盟總部服務器。據《世界報》報道，五年來，每天午夜到凌晨2點之間機密數據被轉移到上海。中國否認與此事有關，任正非表示華為在此泄密事件中沒有責任。

今年1月，波蘭警方以“涉嫌從事間諜活動”的名義逮捕了一名華為中國雇員王偉晶和另一名波蘭公民。華為表示對王的行為毫不知情，并解雇了他。王曾在中國駐波蘭外交機構工作，2011年加入華為擔任公關經理。

（未完待續）

（觀察者網楊瑞賡譯自《洛杉磯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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