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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時期工會演變集中體現了左翼人士和美國主流工會的分歧，以及美國的政府-工會關系。

美國工廠在一戰中全速運轉，勞動力充分就業，AFL等工會組織借此要求增加工資和工會影響力。為了避免戰時發生大罷工，伍德羅·威爾遜政府專門成立了全國戰時勞工委員會（National War Labor Board）與工會談判，并將工會領袖龔帕斯（Samuel Gompers）納入重要的國防委員會。作為回報，龔帕斯和AFL等工會大力支持美國參與戰爭，并激烈批判當時的對手工會、左翼反戰工人組織“世界產業工人”（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導致后者最終被美國政府關停，影響力一蹶不振。

而在AFL借戰爭機遇大舉擴員之后，美國政府和企業家又認為這類主流工會也太過“共產主義”，叫停了大量工人運動，AFL的影響力也每況愈下。在龔帕斯等人去世后，美國工會在戰時積累的影響力隨即瓦解。

在20世紀二十年代末經濟蕭條的背景下，胡佛、羅斯?？偨y先后推出優惠工人的政策。與此同時，以羅斯福新政為標志，民主黨成為主張政府干預市場、提供社會福利的左翼進步主義政黨，與工會暫時結盟。羅斯福的《國家工業復蘇法案》允許工人自行組織和集體談判議價，并部分保護工人免受企業家和反工會組織的暴力和囚禁；在羅斯福時期，美國工人（尤其是低收入工人）群體開始脫離始于林肯時期的政治盟友共和黨，轉向民主黨。

羅斯?？偨y于1935年8月14日簽署《社會保障法案》，社會保障成為美國社會福利制度的一部分。（圖/美國國會圖書館）

隨著蘇聯在國際上影響與日俱增，美國工會也更頻繁地被共產主義運動，以及美國政壇和社會的反共情緒波及。左翼人士再度成立了自己的產業工會“產業工人聯合會”（CIO），與強調“中立立場”和工藝工會組織形式的AFL形成競爭，取代AFL成為美國罷工運動的主要組織者。而美國右翼則在二戰以后團結在共和黨旗下，形成了多個反工會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在戰后工人運動中煽動反工會情緒，甚至涌現出以“揭露工會腐敗”為名進行反工會宣傳的佩格勒（Westbrook Pegler）等右翼民粹宣傳家；1947年旨在限制工人運動的塔夫茨-哈特利法案標志著工會勢力再次衰落。

在這種大背景下，AFL等去政治化的工會已經變得不合時宜，最終在五十年代與左翼工人組織合并形成延續至今的全國性工會AFL-CIO。兩工會于1955的結合標志著美國工會規模達到史上高峰，此后工會也在平權運動等左翼運動上發聲，支持肯尼迪等美國左派政客；然而總體而言，由于羅斯福時期政府、工會和工人的同盟不復存在，美國工會自五十年代極盛時期便開始一路衰落。

1981年的職業空管員組織（PATCO）罷工運動失敗標志著工會運動徹底失勢。該組織在1980年總統選舉中曾支持里根，但在1981年8月由于對里根政府提供的空管員漲薪政策不滿而罷工，并波及美國大量商業航線。里根政府的交通部對此作出強硬回應，緊急征召臨時工，并對員工進行最后通牒，最終導致約13000名工會成員被聯邦政府列入黑名單，PATCO隨之解散。該事件導致美國罷工數量驟減，工會在美國企業，尤其是私企內的影響力一落千丈。

里根總統就罷工發表聲明（圖/美國白宮）

美國工會的衰落

美國在二戰中遭遇了煤炭產業罷工，戰后遭遇鋼鐵產業罷工，1946年幾乎出現影響全國經濟的鐵路罷工，這些罷工運動都被視作“發國難財”，從而激怒了美國群眾。

隨著蘇聯成為主要威脅，CIO開始清除內部共產主義者，而AFL更是素來旗幟鮮明地反共；在意識形態上主動繳械的美國工會仍然在組織爭取勞工權益的運動，但一方面缺乏群眾——包括工人群眾——的支持，另一方面仍然不可避免成為保守派共和黨人，以及南方保守民主黨人集火抨擊的對象。

由于工人運動的“共產主義背景”，民主黨自由派也最終“出賣”了昔日盟友，如肯尼迪兄弟在五十年代向民主黨-共和黨保守主義聯盟妥協；這對于缺乏政治支持的工會無疑是雪上加霜。

1959年的蘭德魯姆-格里芬法案直接管理工會內部組織形式，號稱要在工會內部“維護民主制”，進一步削弱美國工會的政治行動力。

這一系列事件使得美國工會在20世紀后半葉迅速衰落，失去與政府議價的能力，成為日益式微的歷史遺產。雖然通用工人在今天仍然能夠組織罷工，這種小規模集體行動的政治影響力，甚至對企業家的影響力都有限。

除政治原因外，美國戰后的制造業轉型也是工會日益式微的原因。

美國制造業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迅猛發展，在二戰時期則展現出工業大國的真正潛力。以現今“逆城市化”和工業衰落的典范城市底特律為例，底特律在1900-1930年間人口從30萬增長到160萬，僅僅在二戰期間就又有30多萬工人前來增援該城的軍工企業。如前所述，工會和政府，以及相關企業在戰爭期間合作，其中包括企業為工人提供養老金等福利。

在冷戰開始后，聯合汽車工人工會（UAW）領導人、持反共立場的路澤（Walter Reuther）支持美國政府的冷戰政策；為達成反共“統一戰線”，路澤代表工會與福特、通用和克萊斯勒達成底特律協議（Treaty of Detroit），以長合同、高福利換取工人不罷工，隨后企業又以高養老金許諾代替高工資。然而隨著美國汽車企業在60年代投資失敗，無法與歐洲、日本汽車競爭，汽車工廠無法支付養老金，形成巨額養老金黑洞。

由于20世紀初密歇根州的種族歧視遠弱于其他地區，大量黑人工人涌入城市，白人資本家和管理者則遷出城市居住于郊區；隨著羅斯福新政和南方種族隔離制度逐漸消失，更多企業前往勞工廉價的南方陽光帶地區，底特律則成為基礎設施老化、人員失業、底層黑人困在城市中心的失敗城市，該城所在的密歇根等中西部五大湖地區則逐漸成為設備老化、產業衰落的“銹帶”。

由于企業具有流動性，在全球化時代更可以跨國生產，工會在20世紀后半葉迅速失去與企業議價的籌碼；即使特朗普目前強令美國企業回歸，美國本土勞工的高額薪資，以及曹德旺等企業家目前遭遇的工會斗爭，也令許多企業不愿將“重振制造業”付諸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