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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拜登也說了要闡明其所知道的“美國關鍵利益”，不過官方通報和媒體報道中對這點筆墨甚少，您剛聊到他的四大現實需求應該也算不上美國的“關鍵”利益……

金燦榮：美國的關鍵利益，就是維護它的世界領導地位。

今天的美國跟1945年二戰結束后的美國，真的是不一樣的美國。那時候的美國真是力量巔峰，靠自己的力量打出江湖地位：制造業產值快占到全世界的一半；軍事上相當能打，二戰時是唯一兩洋作戰的國家，貢獻也大，被叫做“民主國家的兵工廠”，向蘇聯、英國、中國提供了不少援助。談及美國當時的強大實力，一般我們會用這些數字：從日本發動珍珠港偷襲到日本投降這三年半的時間里，美國竟然造了29萬架作戰飛機、100多條航母，以及2000多艘驅逐艦、護衛艦。

那時候的美國綜合國力強大，憑自己的力量取得世界領導的地位。而今天的美國早已不復當年，產業空心化，制造業產值不及中國的一半。今天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全靠維系舊有體系所決定，體系崩了，它的地位就沒了。形象說來，它不是007主角，正值壯年，孤膽英雄，英俊瀟灑，動作靈敏，反應特快，智慧過人；今天它就是一老頭，身體功能已經不行了，但手上的權力仍特別大。

對于今天的美國來說，核心的核心，就是維持其世界領導地位。而這次會談，我覺得拜登應該是挺滿意的，因為習主席非常明確地講了“兩不一無意”，即“中國從來不尋求改變現有國際秩序，不干涉美國內政，無意挑戰和取代美國”，給了他想要的承諾。

美國國內現在有一派人總覺得中國老謀深算，比美國人狡猾。代表人物就是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寫了本《百年馬拉松：中國取代美國稱霸全球的秘密戰略》，說中國從孫中山開始，孫中山、蔣介石、毛主席、鄧小平都在騙美國，拼命發展，卻天天跟美國說“我不行”，實際上就是要取代美國。明明是大象，卻硬要裝小兔子，他覺得這是一種戰略欺騙。也因此，這幫陰謀論者甚至有點討厭我們國內的公知，這些公知天天真誠地跟美國講“中國不行”，結果最后變成“你忽悠我，把我給騙了”。

這一次習主席就很認真地跟拜登講，我們沒有這些玩意兒，我們的戰略意圖很清楚，就想著好好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用通稿里的話說，就是“中國黨和政府的內外政策公開透明，戰略意圖光明磊落，保持高度連續性和穩定性”。

觀察者網：先前的討論也點到美國中期選舉結果，現在拜登成了“跛腳總統”，您認為這可能會如何影響他接下來的對華政策？不少評論都在說，反華已成為兩黨的最大共識。

金燦榮：這次中期選舉，民主黨的表現還不錯，共和黨也沒有想象的那么好，兩黨各執一院，最后的結果就是兩黨惡斗形勢將更嚴峻，拜登實際上受到的制約會更大。

共和黨的凱文·麥肯錫跟參議院以前的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不太一樣，麥康奈爾這人比較溫和，不那么鋒芒畢露，而麥肯錫非常強硬，是共和黨里的男版佩洛西。

拜登對參議院的控制要更好些，50比50，靠副總統哈里斯的關鍵一票掌握多數，但也有個問題，有個叫曼欽（Joe Manchin）的民主黨參議員常和共和黨站一塊兒，這樣一來就會讓拜登很難受。

至于對對華政策的影響，我們得做好更多的準備。

我個人的感覺是，拜登本人確實重視對華關系，屬于美國決策圈里相對理性的力量，但問題在于他掌控政治格局的能力非常差，在中期選舉以后受到的限制會更大。

此外，拜登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他的幾個主要外交幕僚都有問題，布林肯和沙利文相對年輕，現在比較狂，鼓吹同時遏制中國、俄羅斯兩個大國。從國際政治常識來講，不應該跟中俄同時對抗競爭，這是很犯忌諱的，太難了。你看老派的現實主義者基辛格就因此急得不得了，近來在好幾個地方發言說不能這么搞，但那些人不理這老頭。

布林肯和沙利文（資料圖/美媒）

對美國政治的掌控力差，再加上班子有問題，這兩個因素就容易導致拜登的承諾變得更不可靠，對此我們要做好準備。

觀察者網：記得您在八月份的一次公開講座中曾預判，“未來二十年中美關系都是競爭為主，但未來五年會最難，特別難，這五年挺過去后就會好一點”。為什么是“最難”，能否再詳細說說？

金燦榮：我判斷中美關系未來五年最難，邏輯主要基于三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就是未來五年是中國趕超美國的五年，而在趕超過程中，美國的反應一定是最激烈的。

對于沒有可能趕超自己的國家，比如你看不少資本都在吹印度，但美國內心根本不緊張。因為印度的根本問題就是社會結構是前現代結構。資本是外來的，技術是外來的，這沒問題，好比從西方、中國或俄羅斯買的樹栽在印度都可以活，但工業文明和農業文明需要不同的社會生態，而印度缺乏應有的生態，難以自主產生工業化，這是印度真正的問題。因此我老說，印度要想自主工業化，它需要一場極其偉大但可能代價極其昂貴的社會革命，這場社會革命也需要一個毛澤東；然而，印度永遠不可能有毛澤東，這是印度真正的挑戰。

美國深知這一點，對于沒潛力趕超它的，它就不緊張；如果真讓你超過它了，那也就算了；就是在追趕、即將超過的時候，它最為緊張。而未來五年是中國追趕美國的關鍵五年，如果中國在這五年做得好，GDP應該就能趕上美國，芯片、高端材料、工業檢測設備等當下的薄弱項基本上也都能突破——按過去的經驗，只要我們重視，再加上舉國體制，就一定會有突破。

第二個理由，未來五年，臺灣問題將是最尖銳的，最容易出事。

第三個理由，現在美國國內政治繼續分裂，而按照美國的毛病，這矛盾一定是外移的。中西方文化的根本不同，就是我們一有事就先自己檢討，思考自己哪里做得不好，而他們有事就怪外面。

現在看來，特朗普兩年后重新回來的可能性比較小，因為當下共和黨主流是排斥他的。當然，不排除他會以第三黨的身份出來搗亂，屆時共和黨就會輸掉選舉，再或跟他尋求某種妥協，比如勸他退出，許他“若被民進黨清算，共和黨保護你”之類的保障。

妥協之后，很可能就是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出來。現在美國有一部分人已在提醒，德桑蒂斯的基本政策主張其實跟特朗普是一樣的，只不過他是特朗普2.0版，更年輕、更狡猾、更圓潤，實際上對美國政策的沖擊會更大。

我對未來五年中美關系的判斷主要就是基于這三個原因。而二十大報告從國內國際多方面考慮，也提到未來五年是非常關鍵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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