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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另一個（支持以色列的）簡明原因，那便是，美國無法（為盟友）“包辦一切”。我們必須自我拷問，我們想從以色列那里獲得什么？更重要的是，我們想從我們所有的盟友那里獲得什么？我們想要的，究竟是一群高度依賴我們、沒有我們就一事無成的附庸，還是在美國發揮引領作用的情況下，有能力自主推動國家利益且能有所建樹的真正盟友？因此，我對我們當下烏克蘭政策的首要批判是，這一政策沒有戰略終點，不會產生任何對我們國家有益處的最終結果。

我的第二大批判是，我們在一直在對歐洲人給予持續補貼，但他們卻毫無作為。歐洲國家沒有承擔起自身應盡的職責，特別是在武器供應這一方面，他們一邊高喊“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擊敗普京”，另一邊又在國內推行去工業化。倘若我們的德國朋友真的認為需要不惜一切代價戰勝俄羅斯，那就請不要以荒謬的綠色能源政策為名，繼續削弱本國工業。但我其實認為美國政府——至少當前執政的華盛頓領導層，極其樂見歐洲人完全依賴我們的局面。但這并非真正的聯盟，這些國家也不再是真正意義上的盟友，而是淪為了美國的附庸國——我們讓他們做什么，他們就得做什么。

就此而言，我認為當下存在一個切實的機會，能夠確保以色列成為一個能夠自主追求利益的、名副其實的盟友，他們的利益有時不會與美國完全一致，但這種情況是完全合理的，起碼他們能夠基本實現自給自足。要想在以色列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將《亞伯拉罕協議》與擊敗哈馬斯相結合，從而使以色列和遜尼派國家能夠作為抵御伊朗的地區制衡力量發揮效用。我再強調一遍，我們不希望看到一場范圍更廣的地區戰爭。

我們并不想被卷入一場地區戰爭，最優方法是確保以色列和遜尼派國家能夠切實維護當地安全。如此一來，我們便能減少在中東消耗的時間與資源，把更多精力投向東亞。正如我們期望歐洲盟友能夠做好工作，以使我們能夠專注于東亞一般，我們對以色列和中東遜尼派國家也抱有同樣的期望。我們希望更多地關注東亞，因此盟友需承擔更多地區安全職責，然而，他們目前還無法做到這一點。除非擊敗哈馬斯，不然以色列就無法承擔更多責任。這便是我們應該支持以色列消滅哈馬斯軍事能力的原因之一。

坦率而言，有人認為我的觀點存在謬誤，因為哈馬斯的意識形態力量是難以徹底磨滅的，這種說法有道理。的確，伊斯蘭激進主義這種意識形態無法被消滅，試圖在中東建立民主也是愚蠢之舉，但擊敗作為功能性軍事組織的伊斯蘭國與基地組織（ISIS）是可以做到的。除非以色列擊敗哈馬斯組織，并與遜尼派國家構建真正意義上的聯盟，否則《亞伯拉罕協議》就無法真正啟動，美國也無法從中東抽身。

在我看來，以上所述應被作為美國中東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標，這也是為什么我認為美國應區別對待以色列、烏克蘭的原因。或許在座的諸位并不同意這一觀點，我很愿意就此進行探討，但總之，以上所言基本上就是我對這些問題的見解。我們應當如何將注意力集中于東亞？如何讓美國中產階級的道德直覺積極影響我們的外交政策，而非去做一些諸如“將民主傳播到世界每一個角落”之類的瘋狂行徑？這些是我對這些特定沖突的思考，以及我所秉持的原則和應用這些原則的方式。

第二點是，除非國內經濟保持強勁態勢，否則無法支撐起為中產階級服務的外交政策。我無意復述或你們許多人聽過的論點，但請諸位聽好，我們當初允許中國在美國中產階級的支持下成功構建起其自己國內的中產階級，實際上助推了中國超級工業經濟的崛起。令人抓狂的是，即便到了2024年，那些自由貿易者依然從未承認過這一點，當美國政府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做出助力中國工業經濟建設的決定時，決策者對此舉將損害美國中產階級利益的負面影響心知肚明。

回顧他們在七八十年代的政策表述，當時他們就曾明確表示這將損害美國的中產階級，將致使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眾多鋼鐵、汽車工人失業，但他們卻說這是“值得的”，因為這將促使中國變成一個繁榮的民主國家，這種怪異的自負心理再次展露無遺。倘若你們去問問那些我所代表的來自內陸地區的普通美國民眾，問問他們到底更關心中國是不是民主國家，還是更關心維持社區生計的就業機會，我們都清楚答案會是什么，對吧？

美國街頭失去工作的流浪漢（資料圖）

但當下的情況是，直至今日，中國依舊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工業大國。在我看來，這與美國推行對中產階級有利的外交政策是相互矛盾的。如果我們不能自力更生，不能生產我們自身所需的藥品、彈藥以及日常生活所依賴的各種零部件，那么我們永遠無法在這個國家建立我們所期望的中產階級。特朗普政府的前貿易代表鮑勃·萊特希澤（Bob Lighthizer）——順帶一提，我希望他未來能夠擔任財政部長、商務部長之類的職務。那么萊特希澤就曾舉過一個很有名的例子，而我本人在硅谷也有過親身經歷，就是如果打開一部iPhone，它仍會顯示“設計于加利福尼亞”，對吧？它的確是設計于加利福尼亞，但卻是在其他地方制造的。那么它是在哪里制造的呢？是在深圳。

在過去二十年間，我們學到的一件事是，隨著某一經濟體在制造方面越來越精通，其設計與技術開發的能力也將相應地提升。西方人總是荒唐地認為，制造與技術創新可以完全割裂開來，而如今，中國正迅速提升芯片自主制造的能力，上述想法的荒謬之處顯而易見。那么，中國為什么能夠如此擅長制造和芯片技術？那是因為在過去的二十年里，我們允許他們制造iPhone等諸如此類的產品。雖說這是瘋狂至極的，但如今的局面也是早可預見的，而我們現在必須著手應對這一情況。

如果按照“是否支持與中國開戰”以及“是否支持讓中國制造我們所需的一切”兩個標準制作一個四象限圖，新保守主義對待中國的方式是所有可能方案中最為愚蠢的一個，他們既想讓中國制造美國所需的一切產品，又想著要與中國開戰。就我個人而言，我堅定地屬于不想與中國開戰的陣營，但與此同時，我也希望我們國家能自主生產更多自身所需的物品。

在2024年美國國內圍繞中國的討論中，令我深感憂慮的是新保守主義者在借用了我們中的許多人近十年來一直在談論的論點，搖身一變成為真正的“對華鷹派”，但卻仍然希望讓中國為我們制造一切所需。這是所有可能選項中最為愚蠢的一個。作為三個孩子的父親，我著實不想與一個為我們制造所有抗生素的國家開戰。所以，這些新保守主義者在接下來的十年里或許應該稍微剎剎車，但是，女士們、先生們，如果我們仍未意識到中產階級外交政策的最重要驅動力源自我們國內，那么，新保守主義的圖景就是我們將要走向的道路。

如果我們重建起一定程度的工業實力，我們的敵人就不太可能挑起沖突。如果我們有那種工業實力，即使敵人挑起沖突，我們所受的傷害也會降低。如果我們有那種工業實力，即使完全不考慮我們在外交領域的作為，我們的祖國也會更加健康和幸福。所以，我再次重申，這并不是我對外交政策的所有看法，但我希望能向您們說明我對其中一些具體問題的思考方式，同時我也想鼓勵您們思考一下這些問題。

首先，我們不能將道德維度完全從外交政策中剔除，但我們所追求道德，應該是我國人民所崇尚的道德。其次，海外力量投射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實則是擁有一個強大的國內制造經濟。最后，目前政府高層在上述事宜中的觀點完全碎片化，他們彼此對烏克蘭及以色列的看法互不兼容。

昨天，我與以色列政府的一名代表會面，恕我不便透露機密，但有一件事我在許多新聞報道和其他地方都看到過相關暗示，那就是在2023年1月，拜登政府曾迫使以色列清空彈藥庫全部送往烏克蘭，如此看來，你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延長加沙戰爭是為了延長烏克蘭戰爭。所以，如果非要在這一點上爭論到底，那就是必須接受這么一個現實——我們需要做出權衡、有所取舍。美國無法制造出足夠的武器來支持世界四個不同地方的四場不同戰爭。我們做不到，部分源于我那些來自兩黨的同事在過去40年里所做的決定，但這就是我們當下所處的現實境況，也意味著我們必須進行抉擇。

我們必須明確哪些利益對我們而言最為重要，也必須竭力將外交力量轉移到這些特定的事項上。在我看來，這是未來三四十年的多極化世界里最為關鍵的一點。中國的工業優勢并不是在十年之間一舉構建的，即使我們希望在十年內瓦解他們的這一優勢，我們也必須得承認，中國的工業力量將會長期存在。

那么，在這樣的一個世界里，我們究竟該如何是好？我再次強調，在多極化世界中，我們期望以色列、遜尼派國家以及歐洲能夠管控他們所處地區的基本局勢，所以我們才能夠更多地將注意力投向東亞。然而，如果不愿做出取舍，上述目標就無法達成。

在這個城市，我每天都能目睹領導層在各種選項之間優柔寡斷。大約六個月前，我在參議院的共和黨同事提出了這樣一個論點：炮彈的數量是有限的，我們無法完全滿足（中國）臺灣、以色列和烏克蘭的需求 ，向它們提供充足的武器，所以我們必須進行排序取舍。

有人曾指責我，說我的這套計算根本沒有意義。然而昨天，一名以色列政府代表卻告訴我，我的計算完全正確。實際上，正是由于缺乏權衡，才導致加沙戰爭的持續，這極大損害了美國的利益。因此，如果我們想要制定對中產階級有利的外交政策，或許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得認識到這個國家的每個中產階級家庭都明白的一個常識，那就是我們的資源是稀缺的，我們必須進行權衡取舍，我們必須專注于真正關鍵的事務。

謝謝大家，愿上帝保佑你們。

（翻譯：曾楚瑤、胡可怡、張潤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