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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食鼠習俗的前世與今生

景帝父子與竇綰均有食鼠癖好，吃老鼠是當時個人習慣還是普遍風氣？抑或傳統習俗？

除了個人口味偏好的因素外，不同自然環境下的經濟形態與飲食風俗造成了漢代食鼠現象的地域差異。考古工作者發掘了不少西漢時期的諸侯王墓與貴族墓，出土了不少完整的隨葬物品，出土食材也種類繁多，遠超當下。這其中有的包含鼠骨，如廣州南越王墓，大多數卻沒有，如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湖南沅陵的虎溪山漢墓等。

不過，諸多考古資料表明，史前時代的人類便有食用老鼠的習慣。在北京猿人遺址（東段南半部，即猿人洞東坡）里發現鼠類化石，可鑒別的多達25種。有學者根據遺址內鼠類骨骼被燒過且被拆散的痕跡推斷，鼠類等大多數可以捕獲到的動物均為北京猿人所食用。除此之外，其他地區出土的多種鼠類骨骼化石也可說明這一習慣在史前時代的東亞大陸上廣泛存在。例如，廣東陽春獨石仔新石器時代洞穴遺址出土的鼯鼠、家鼠、板齒鼠等骨骼化石，云南元謀大墩子新石器時代遺址里也發現有松鼠、竹鼠等化石。河南鄭州西山遺址與山東滕州莊里西龍山文化遺址出土的竹鼠骨骼，內蒙古東部地區則有哈民忙哈出土的多件鼠類骨骼。而在東北地區遼寧省彰武縣平安堡發掘的三期文化遺址中也出土了完整的東北鼢鼠頭骨一個以及陜西各地出土的大量鼠類骨骼，均顯示出食鼠習俗在史前時代各地區的廣泛存在。

殷商以降，出土的實物材料與文字資料仍然反映了當時部分地區的居民延續了古來食鼠的習俗。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動物骨骼中，就有黑鼠、竹鼠、田鼠。《戰國策》卷五“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條說到“周人謂鼠未臘者樸”——與“鄭”一致，這里的“周”當是指成周洛邑一帶，“臘”為風干之意，“未臘”之“樸”即未經風干的鼠肉，故知當地人食鼠，且對鼠肉的料理方式尚不止一種。但到了西漢，普遍食鼠的風氣當已不存在，除了漢景帝父子、竇綰、南越王趙眜等個別人以外，大部分地區的居民不再將其當作一種食材，文獻記錄里也多是在極端情況下食鼠的。《漢書》卷五四《蘇武傳》講到蘇武牧羊北海而缺乏食物，便“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魏晉南北朝的記錄亦類似。這些記載描述的具體場景乃饑饉、糧盡、霜旱等，看來只有別無食物時才會用老鼠果腹——從《詩經》里《碩鼠》《相鼠》等篇章對鼠的污名化開始，一直到北魏盧元明《劇鼠賦》中對鼠的貶斥，詩賦的系譜也從側面反映了“食鼠習俗”的式微。

雖然如此，部分地區的人們仍保有食鼠的習慣，甚至至今不輟。寫過“中國三部曲”的美國記者何偉（Peter Hessler）就曾描述過在廣東蘿崗餐廳的“食鼠”見聞：

我瞥了瞥邊上的餐桌。一對父母，一個奶奶和一個小男孩正在吃午飯。男孩正在啃鼠腿。我分不清那條腿是大老鼠還是小老鼠的。男孩的動作很麻利……除了老鼠肉，人們在一品居野味餐館還能點到斑鳩、狐貍、貓肉、蟒蛇以及幾種長相奇特的本地動物拼盤。

而如今兩廣的很多地方也都以鼠肉為甘脂，外人避之不及而食之者卻耽于其味。關于嶺南地區食鼠的記載，最早見于唐人張鷟的《朝野僉載》，書云：

嶺南獠民好為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之以蜜，釘之筵上，囁囁而行。以筋夾取啖之，唧唧作聲，故曰蜜唧。

此處提到的“蜜唧”即類于現在粵菜中的“三叫”（三吱兒），顧名思義，就是把剛出生時尚唧唧作聲的活鼠作為食料的一種菜肴。宋人亦有記錄，祝穆便指出惠州人“啗蜜唧”的說法，還引了蘇東坡的詩為例：

蘇子瞻詩云：“朝盤見蜜唧，夜枕聞鵂鹠。”蓋土人取鼠未生毛開眼者，飼以蜜，以箸挾而啗之，謂之蜜唧，以其唧唧作聲也。

“舊聞蜜唧常嘔吐”的蘇軾把鼠肉與惡鳥對舉，從東坡頗為戲謔的口吻可以看出時人眼中的老鼠肉確是脫離于日常飲食的一種另類珍味，這種以蜜喂乳鼠的食用方式一直延續到近代。至于說東坡食鼠的軼事，也被作為飲食文化史的一個典型的例子所征引，日本學者篠田統在《中國食物史》一書中就曾多次提及，該書也提到了東坡詩文中另一種類的鼠肉菜肴，名曰“竹”。這道菜的食材似乎就是今天南方如福建等地區所食之竹鼠，為另一品類。明代李時珍對這些用作食材的鼠類有所區別：

（鼠）……嶺南人食而諱之，謂之家鹿（集解）……惠州獠民取初生閉目未有毛者，以蜜養之，用獻親貴。挾而食之，聲猶唧唧，謂之蜜唧。

竹，食竹根之鼠也。出南方，居土穴中。大如兔，人多食之，味如鴨肉。

土撥鼠，生西番山澤間，穴土為窠。形如獺。夷人掘取食之。

第一種大概即是普通老鼠，當時的嶺南人因為食用的習慣而不愿直呼其名而謂之“家鹿”，這里所引“蜜唧”的記述自有參考其他文本的成分，不過被記述的食用者卻縮小到“化外之民”的群體上。第二類即竹鼠，“大如兔”的記述與今天竹鼠的肥大外形對應得上，其“出自南方”的事實亦與今天相符，而味道的記載每個文本又有自己的說法。第三種老鼠是后文要提到的“塔剌不花”，有多種音譯名，所謂“夷人”當指北部、西北部的游牧族群。

竹鼠

綜上，這些鼠種的確在一些地區被持續食用，而亦為明清時期的文獻中所常見——前引《中國食物史》中便提到了萬歷中葉之后所出的一本《益部談資》里記有四川出產“竹”之說，這也為康熙年間屈大均所作《廣東新語》中的記載所證實。其他材料也表明這一時期云南、四川所產的“竹”被看作珍物為部分人所喜食。這一特產分布于西南地區應是古已有之，如明人張岱在《陶庵夢憶》中就提到過“云南蜜唧”這一特產，而稍早于張岱的王臨亨在《粵劍編》中亦有粵人食鼠的記敘（《粵劍編》卷二《志土風》謂“舊傳粵人喜食蜜唧”，當然這也可能是作者自書中所得的傳聞）。及至清代，關于這種輾轉流傳的言說出現了更為具體詳細的文獻記錄，如方濬師在《蕉軒隨錄》卷五“食鼠”條中就條舉文獻并與其親身經歷對照：“嶺南好為蜜唧，取鼠胎未瞬者飼之，以蜜饤之。筵上以筯挾取啖之，唧唧作聲，故曰蜜唧。見《朝野僉載》。嶺南人食鼠，號為家鹿。見《倦游錄》。予官嶺西，同年李恢垣吏部以番禺鄉中所腌田鼠見餉，長者可尺許，云味極肥美，不亞金華火肉。予究有所嫌，未敢入口也。”粵人對鼠肉的肥美極盡夸張，但吃不慣的人還是對此嫌惡，可見鼠肉已然成為一味極具地方特色的食材，亦成為外地人眼中不敢輕易嘗試之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