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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中的古老追求

各個主要的技術先進國家都需要明白，它們正處于戰略轉型的門檻上，這種轉型與當年核武器的出現同等重要，但影響將更加多樣化、分散化和不可預測。如果一個社會致力于擴展人工智能前沿，就應當成立一個國家層面的機構，來考量人工智能的防御和安全，并在各個相關部門之間建立橋梁。這個機構應被賦予兩項職能：維持本國的競爭力，同時協調研究如何防止或至少限制不必要的沖突升級或危機。在此基礎上，與盟友和對手進行某種形式的談判將是至關重要的。

如果要對這一方向進行探索，那么世界兩大人工智能強國——美國和中國——就必須接受這一現實。兩國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無論兩國新一階段的競爭將以何種形式展開，都應就“不打前沿技術戰爭”形成共識。雙方政府可以委托某個團隊或高級官員負責監督，并直接向領導人報告潛在的危險及規避方式。截至本書撰寫時，這種努力與兩國的公眾情緒并不相符。然而，這兩個大國互相對峙而拒不進行對話的時間越長，發生意外的可能性就越大。一旦發生意外，雙方都會被其技術和部署預案所驅使，陷入雙方都不愿意看到的危機，甚至可能引發全球規模的軍事沖突。

國際體系的矛盾之處在于，每個大國都被驅使采取行動，也必須采取行動，從而最大限度地保障自身的安全；然而，為了避免危機接踵而來，每個國家都必須對維持普遍和平有一定的責任感。這個過程涉及對限制的認識。軍事規劃人員或安全官員會根據可能發生的最壞情況考慮問題（這樣做并沒錯），并優先尋求獲取應對這些情況所需的能力。政治家（可能也就是上述這批人）則有義務考慮如何使用這些能力，以及使用之后的世界將會是什么樣子。

在人工智能時代，我們應該對長期以來的戰略邏輯進行調整。在災難真正發生之前，我們需要克服，或者至少是遏制這種自動化的驅向。我們必須防止運行速度比人類決策者更快的人工智能做出一些具有戰略后果的、不可挽回的行為。防御力量自動化的前提是不放棄人類控制。該領域固有的模糊性，再加上人工智能的動態性、突出性及其傳播的便利性，將使評估復雜化。在此前的時代，只有少數幾個大國或超級大國有責任限制自己的破壞性能力，以避免發生災難。但不久后，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擴散，更多的行為體也必須承擔類似的使命。

當代領導人可以通過將常規能力、核能力、網絡能力和人工智能能力廣泛而動態地結合在一起，來實現控制武器裝備的六大任務。

被用于軍用領域的人工智能（圖源：彭博社）

第一，相互對抗或敵對的國家的領導人必須定期對話，討論雙方都想避免的戰爭形式，就像美蘇在冷戰期間所做的那樣。為此，美國及其盟友應該圍繞其共同的、固有的、不可侵犯的利益與價值觀組織起來，這些利益和價值觀包括在冷戰結束后幾代人的經驗。

必須對核戰略的未解難題給予新的關注，并認識到其本質正是人類在戰略、技術和道德方面遭遇的巨大挑戰之一。幾十年來，對廣島和長崎被核彈化為焦土的記憶迫使人們認識到核問題的不尋常性和嚴峻程度。正如美國前國務卿喬治·舒爾茨在2018年對國會所說：“我擔心人們已經失去了那種恐懼感。”擁核國家的領導人必須認識到，他們有責任共同努力，以防止災難的發生。

網絡與人工智能技術的領先大國應該努力界定其理論和限制（即使其所有方面均未被公開），并找出自身理論與競爭大國之間的關聯點。如果我們的意圖是威懾而非使用，是和平而非沖突，是有限沖突而非普遍沖突，就需要以反映網絡和人工智能獨特蘊含的措辭來重新理解和界定這些術語。

擁核國家應承諾對其指揮控制系統和早期預警系統進行內部檢查。這類失效保護檢查應確定檢查步驟，以加強對網絡威脅和在未經授權、疏忽或意外情況下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行為的防范。這些檢查還應包括選項，以排除對核指揮控制系統或早期預警系統相關設施的網絡攻擊。

世界各國，特別是技術強國，應制定強有力和可接受的方法，在緊張局勢加劇和極端情況下盡量延長決策時間。這應該成為競爭對手之間共同的概念性目標，將控制不穩定性和建立共同安全所需的步驟（既有當前的，也有長期的）聯系起來。在危機中，人類必須對是否使用先進武器承擔最終責任。競爭對手尤其應該努力就一種機制達成一致，以確保那些或許不可撤銷的決定是有利于人類生存的。

主要的人工智能大國應該考慮如何限制軍事化人工智能的繼續擴散，或者依靠外交手段與武力威脅，開展系統性的防擴散工作。那些野心勃勃地想要將技術用于不可接受的破壞性目的的技術收購者會是誰？有哪些特定的人工智能武器值得我們特別關注？誰來確保這條紅線不被逾越？老牌的核大國探索過這種防核擴散概念，結果成敗參半。如果一種具有顛覆性和潛在破壞性的新技術被用于武裝世界上懷有最強烈敵意或道德上最不受約束政府的軍隊，那么戰略均勢可能難以實現，沖突也可能無法控制。

由于大多數人工智能技術具有軍民兩用特性，我們有責任在這場技術研發競賽中保持領先。但這也同樣迫使我們去理解人工智能技術的局限性。等到危機來臨才開始討論這些問題就為時已晚了。一旦在軍事沖突中使用，人工智能技術的響應速度之快，幾乎注定它將以比外交手段更快的速度產生結果。大國之間必須就網絡和人工智能武器展開討論，哪怕只是為了形成一套共同的戰略概念話語，以及對彼此紅線的感知。要在最具破壞性的能力上實現相互制約，絕不能等到悲劇發生再去亡羊補牢。當人類開始在創造新的、不斷演化的、擁有智能的武器方面展開競爭時，設限的失敗不會被歷史原諒。在人工智能時代，對國家優勢的持久追求，仍須以捍衛人類倫理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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