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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2020年最具關注度和議論性的話題，應該就是全面實現小康社會。最近有15個省市先后宣布全省貧困縣清零，相信之后還會陸續出現。您過去寫過很多文章，包括《大國之基》一書中也收入關于精準扶貧的論文。可能有人比較好奇的是，全國各地發展不均，如何在一個截止時間之前全部完成脫貧，對此如何評價、衡量？這幾年國家在脫貧攻堅、精準扶貧上投入的人力物力十分巨大，從過程、效果等總體角度來看，有什么評價？

賀雪峰：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實現之年，也是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收官之年。應該說，在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政府持續投入了巨大人力物力的情況下，國家今年必定能夠如期打贏脫貧攻堅戰，順利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

評價這幾年的脫貧攻堅戰，我認為需要注意以下幾個維度：

一是歷史的維度。這幾年的脫貧成績是建立在過去幾十年的減貧工作基礎之上的。1986年我國開始了有計劃、有組織、大規模的開發式扶貧工作。當年，國務院成立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安排專項扶貧資金，制定有利于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優惠政策，確定了開發式扶貧方針。到2015年精準脫貧正式開展時，我國實現了7億人脫貧。在這個意義上，開發式扶貧戰略為精準扶貧戰略的開展奠定了強大基礎。

二是實踐的審視。精準扶貧是在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下開展起來的，形成了中央統籌、省（自治區、直轄市）負總責、市（地）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堅持片區為重點、精準到村到戶的脫貧攻堅責任制。我們之所以能夠在地區發展不均衡的情況下順利實現脫貧目標，關鍵就在于我國有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如通過對口幫扶、扶貧工作隊等具體策略，實現了區域協調發展。具體而言，中央和各級黨委政府通過加強黨的領導，實行一把手負責制，加強了扶貧工作力度；并且，充分發揮政府主導的作用，配合市場和社會參與扶貧，以及激發群眾主體性，形成了大扶貧格局。

精準扶貧不僅工作力度大，且工作要求也高，要求做到“六個精準”：扶貧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效精準。可以這么說，這些年的脫貧攻堅，成績不易，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這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精準扶貧過程中滋生了不少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問題，加重了基層負擔。因此，我們不僅要總結精準扶貧的經驗，也要重視其中的教訓，為將來的常態化扶貧機制的建立做好準備。

三是戰略視角。后扶貧攻堅時代，扶貧攻堅如何對接鄉村振興戰略，全國農村工作重點如何由精準扶貧轉向鄉村振興，成為當前及未來一個時期不得不考慮的重大問題。

從鄉村振興戰略來講，按2018年年初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部署，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將分三步走：到2020年，鄉村振興取得重要進展，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

按三步走的部署，2020年進入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第二步。也就是說，2020年由扶貧攻堅所對接的是鄉村振興戰略的第二步，即對接到再經過十五年奮斗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而不是直接對接到第三步即建設“強富美”的鄉村。尤其扶貧攻堅重點所在的中國中西部農村地區，經濟欠發達，基礎設施比較差，雖然農民脫貧了，地方經濟基礎卻普遍比較落后。這些地區農村工作重點轉換時就尤其要注意對接到經過十五年奮斗才能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鄉村振興第二步的戰略上，就尤其要防止錯誤對接到鄉村振興第三步即“強富美”的鄉村建設上。

因此，中西部地區切忌在脫貧攻堅后急功近利，試圖通過集中資源、重點突破、打造亮點的形式建設美麗鄉村，從而將有限的資源重點用在了脫離地方實際的鄉村振興形式上，沒有做基于保底的鄉村建設工作。

觀察者網：當前，各學科、各行各業等都在探討“疫后時代”，當然疫情之下，各類安全問題上升為國內外政府、民眾最關注的。新書名《大國之基》，猜測其中一部分的內涵是指“三農”是中國的基礎，那么疫情之下，從國家安全、資源安全角度，如何考慮農村問題？

賀雪峰：“大國之基”，確實一部分內涵是指“三農”的壓艙石作用，是我國非傳統安全的有力保障。

疫情爆發的時間，剛好處于春節期間，農民工都返鄉了。到2月底，東部地區加快提升復工復產進度的時候，我們調查發現，農民工復工的積極性并不高，并不愿意冒風險返城復工。到3月，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后，受國際經濟形勢的影響，部分農民工失去了在城市的工作機會。這雖然并不是愉快的事情，卻也不是那么過不去的事情。一個月兩個月，半年一年，甚至一年兩年三年，日子就是艱苦一點，也可以過得去。

正是農民工失去得起工作機會，使得中國具備強大的應對新冠疫情的能力：無論是新冠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還是新冠疫情對全世界的影響。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農村再次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

同樣面對疫情，為什么美國、英國、法國以及印度、巴西等諸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急于復工？因為防疫、發展經濟、就業、社會穩定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美國確診病例超過150萬了，死亡人數都已經超過中國感染總數了，卻整天在著急復工。巴西一個月換了兩位衛生部長了。意大利也急于解封和復工復產，恢復旅游業。其中原因是，美國40%的個人積蓄不超過400美元，巴西、印度一個人失業往往就意味著全家挨餓。

結果就是，越是因為就業與穩定的壓力不敢于封城，就越是造成疫情失控，疫情遲遲得不到控制，防疫、發展經濟、就業、社會穩定之間的矛盾就越是不可調和。

中國當然也要復工復產，卻是基于經濟發展需要和疫情控制需要，而不需要過于擔心就業問題和社會穩定問題。所以，中國疫情防控就可以依據疫情防控的需要而進行堅決果斷的決策，就可以采取頂級防控措施，就可以在短期內控制住疫情。其中一個根本的方面是，占中國人口總數一半以上的農民有退路，農村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因此中國就有應對新冠疫情的足夠縱深，中國國家決策就有足夠的自由空間。

我一直反對激進城市化方案，認為應當一方面消除所有限制農民進城的體制機制障礙，一方面要限制資本下鄉。中國應當在很長一個時期內采取“保護型城鄉二元結構”，即允許農民進城，同時保護農民返鄉權。

我還認為，鄉村建設乃至鄉村振興的核心并不是要將農村建設得比城市更好，而是建設一個不差的農村，為缺少進城機會的農民提供基本生產生活秩序。

農村是農民的基本保障和最后退路，基本保障是不應當市場化，也不能夠效率優先的。

中國現代化之路從來不會太平，經濟周期不可避免，只要有農村這個穩定器，中國就有退路，有回旋余地，有辦法。無論這個世界上有多么巨大的風浪，中國總可以借助農村這個穩定器率先平息風波，克服困難，在每一次危機之后獲得更好更快的發展。對于中國來說，危乃是機也。

保留進城農民的退路，就要警惕激進的城市化。農民有了退路，中國現代化就總會有辦法。這是中國現代化之所以順利的基本經驗，也是中國戰無不勝的法寶。

小農經濟、加工制造、產業升級三者之間不是相對沖突的，而是相互依存的，是驅動中國現代化的三個輪子。當前中國發展最大的重點和難點是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中國發展的全部關鍵和重點是“中國創造”。只有推動技術進步，實現產業升級，解決當前中國發展高新技術“卡脖子”技術，中國才能真正實現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美國對以“華為”為代表的“中國創造”的圍剿和以“華為”為代表的中國高新技術的反圍剿的博弈成敗，是決定中華民族能否實現偉大崛起的全部關鍵。

中國加工制造業仍然是當前中國競爭力的源泉，是中國國力上升的主要表現。只能繼續發展，不能絲毫削弱。

小農經濟為中國最大多數的弱勢群體提供了與土地結合起來的條件，從而為中國最為廣大的弱勢群體提供了保底和退路。農村穩定為中國現代化贏得時間與空間。

農村穩定，中國制造業繼續保持競爭力，就為中國創造和產業升級提供了空間與時間。再過十年二十年，中國由世界體系的邊緣國家轉變為中心國家，那個時候再消滅小農經濟，徹底改造中國農業，改變鄉村治理制度，就有了可能。

對于中國來說，新冠疫情是一場遭遇戰。這場遭遇戰中，中國在最短的時間用決絕的意志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尤其是相對美國、歐洲這些發達國家來說。他們是在明知疫情情況下展開的阻擊戰，卻打成目前的膠著狀態，可以比較確信地說，西方體制也是存在問題的。美國的月亮不一定就非得比中國圓。中國體制有中國體制的優勢，美國體制有美國體制的劣勢。

中國體制優勢，不僅包括舉國抗疫的體制，而且得益于中國土地集體所有制和保護型城鄉二元體制。借助體制優勢，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中國農村仍然保持了穩定，繼續作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在發揮作用。也正是一個穩定的農村，為中國應對偉大復興進程中可能遭遇的各種深度不確定性提供了廣闊的自由決策空間，也就為中國實現現代化突圍提供了基礎條件。

未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千萬千萬不能折騰。總書記說中國改革不能犯顛覆性錯誤，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就是不能折騰。

賀雪峰：《大國之基》，東方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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