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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當前，以周其仁為典型的一派聲音以保護農民利益名義，認為應當允許農地農房自由入市，讓農民可以獲得農地農房入市的市場價值，從而獲得“巨額貨幣財富”。周其仁的主張看起來是在為農民說話，所用術語是經濟學ABC，即允許土地這種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從而通過市場配置資源，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但是，周其仁有意忽視了土地不可移動的特性和土地用途管制的世界通例，也有意忽視了中國土地制度的憲法秩序。

允許農地農房入市，就是將當前只是作為生產資料的農地變成了私有財產，就改變了經過兩場革命所確立起來的土地制度憲法秩序。而即使允許農地農房入市，從而可以獲得城市建設用地同樣的市場價值，這些可以入市的農地農房也僅可能是城市近郊農民的農地農房，城市近郊農民因為特殊區位，其農地農房自由入市可以獲取的土地利益就不只是數萬、數十萬元，而是數百萬、數千萬元甚至上億元，如此巨額的土地利益的獲得與特定區位農民的個人努力沒有任何關系，這樣就事實上形成了土地食利者集團。這個不勞而獲的土地食利集團一旦出現，必然要極大地占有總量有限的經濟發展剩余，因為天底下沒有無緣無故的財富，同時，他們也一定可以集結成為一股強大力量來維護自己利益。因土地食利者不勞而獲的特點，其集結起來的力量幾乎必然是腐朽的、反動的，是對中國現代化毫無益處而危害極大的。且這個集團絕不可能包含所有農民，而只可能是城郊極少數農民，這個農民的數量只占中國農民總數的不足5%，其利益卻比幾乎所有農民利益之和還要大。這個5%的農民成為土地食利者，擠占了用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土地財政資源，就使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更加難以為繼，農民工進城也就更加困難，國家也越發缺少為廣大農民提供轉移支付的財政能力。

也就是說，周其仁等人農地農房入市的主張，僅僅是可以再造出一個新中國早已消滅了的土地食利者集團出來。中國通過兩次革命消滅了土地私有制，消滅了土地利益集團，實現了歷史上最先進的土地制度，從而使中國經濟發展可以借重這個土地制度的“制度紅利”，周其仁卻要將這一“制度紅利”消滅掉，卻要再造出一個腐朽的甚至必然是反動的土地食利集團出來，真是不可思議。

四、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是一個有14億人口的大國。中國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之所以中國可以取得過去幾十年的巨大經濟政治建設成就及中國有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希望，很大程度上要得益歸因于中國消滅了土地食利者集團的土地制度安排，也就是得益于新中國進行的土地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兩場革命。中國既然已經消滅了土地食利者集團，就完全沒有必要再造一個出來。在土地制度改革的所有議論中，不管是用保護農民利益為幌子，還是以市場經濟ABC作幌子，或者用城鄉一體化等大詞作為幌子，或者以所謂國際通例作幌子，我們都應當注意，如果中國在發展中形成的經濟剩余越來越多地被未經個人努力也不擔個人風險的特定區位上的土地占有者無償獲得，從而產生了一個越來越龐大的不勞而獲的土地食利者集團，那么，中國的土地改革就是走到邪路上去了。

我們要時刻警惕這些引導中國土地改革走向邪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