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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關注外籍法官多少更重要的是檢討法律的執(zhí)行”

觀察者網(wǎng)：外籍法官也是大眾熱切關注的議題之一。不少人擔心、質疑外籍法官在審判時會偏向反對派。特別是“占中運動”過后，英國籍法官杜大衛(wèi)（David Tool）判7位負責清場的警察監(jiān)禁2年，雖然他們最近獲得減刑，但這一審判至今仍讓不少人憤怒乃至失望。請問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何君堯：其實香港目前真正的外籍法官不多。在近200個法官里，真正的外籍法官可能不超過20個。但是很多法官，他們在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同時，還擁有外國國籍，這種情況是有的。我本人認為這是合理的，因為不可忽視的是，香港是一個國際的航運中心、旅游中心、金融中心，是“亞洲世界都市”。

香港雖是彈丸之地，但它每年會迎接近5千萬游客，人次是本地常住人口總數(shù)的近8倍。盡管這些游客中有近八成來自內地，但仍然不能忽視香港本質是一個國際都市。香港每年處理的案件，除少部分是刑事案件外，大部分都是民事案件，且常牽扯到不同國家。因此有外籍法官是可以理解的，這也是香港歷史的一部分。一般來說，香港的案件仍是非政治性案件居多，即使有些牽涉到政治，司法復核還是能夠解決大部分問題。

不能忽視的是，香港是國際都市（圖/視覺中國）

近年“港獨”鬧得比較猖獗，出現(xiàn)針對《基本法》及挑戰(zhàn)國家安全的社會活動，這時法官的觀點就參差不齊了，究竟是加大懲罰力度，還是采取寬松態(tài)度，大家態(tài)度不一。我覺得現(xiàn)在是時候要“wake-up call”（叫醒服務）了，法庭不應再寬松判案。

從以上角度來看，法官之中外籍人數(shù)的多少并不是最關鍵的問題。而且，客觀說來數(shù)量也不是很多，即使180個法官里有20個外籍，也只是1/9而已。在司法與監(jiān)控政策層面怎么處理和重新定位這類事件，才是目前真正棘手的問題。

刑罰檢控有其對應的政策條例，我想是時候檢討下我們是否仍應該將導致社會大動蕩的事件判得那么輕，抑或是起訴的時候多點“零容忍“。暴力事件越來越多，因此應該認真細心考慮檢控指引。而在司法方面，法庭的量刑也應該由首席特派官再做檢視。

由于現(xiàn)在很多年輕人追求自己的夢想，自認為會成為未來社會的棟梁，因此我們更不能讓他們有一種被放縱的錯覺。我們也不能讓他們覺得，做任何事情都不會有后果，犯法沒有成本。所以這個量刑指引應該要有一次更嚴格的檢討，我覺得這樣會好一點。

外籍法官的多少不一定最重要，因為這些法官量刑也都得依照規(guī)矩。相比之下，刑法說清楚哪些事情有罪應當被提起公訴，如何給一些違法行為準確量刑（如判入獄7年還是10年，或最高量刑），或許更加重要。這些是可以通過司法量刑指引下手的。

觀察者網(wǎng)：不知道您有沒有關注英國駐香港總領館香港雇員在深圳被判行政拘留15天一事？

何君堯：國防外交問題超出我能力之外，關于這件事的背景我也了解不多，所以沒有什么觀點可以貢獻。但是我相信，中國向來是禮儀之邦，在外交禮節(jié)上一貫得體，不是背后有很重大的原因，是不會輕妄扣留英國駐港領館雇員的。

觀察者網(wǎng)：說到外交，其實還有一個問題。英國說《中英聯(lián)合聲明》現(xiàn)在仍然適用，但是中國政府稱1997年以后香港事務即屬中國內政。您怎么看中英雙方的分歧？

何君堯：我認為中國的說法是正確的。因為《中英聯(lián)合聲明》里早就提到香港將如何過渡到利用《基本法》治理；而1997年以后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也是以中國憲法和《基本法》為根據(jù)。

1982年，鄧小平會見撒切爾夫人

1997年以后，香港的事情就已基本上屬于中國的內政。香港任何法律問題，其終審庭都是在香港，而不是在英國樞密院。另外，對基本法的解釋權由中國的全國人大掌握，而不是英國的樞密院。從行政、立法、司法等多個角度看，香港問題都是中國內政，英國不再有任何能力去干涉。

如果中國真的違背了《中英聯(lián)合聲明》的精神，那么英國投訴的唯二途徑：一條就是通過外交渠道交涉，不過這個類似“你說了我聽了就過了”，沒有結果；另一條就是在聯(lián)合國里面，依照相關條款裁定——因為《中英聯(lián)合聲明》是國與國間締約的條文。

如果走第二條路線，英國能否獲得其想要的管轄權？我認為也是沒有的。當年美蘇簽訂《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后來美國自己單方面取消了，有后果嗎？今天的俄羅斯唯有多做幾枚導彈，一有不妥就放過去。其實大國與大國之間簽訂的條約多是“君子協(xié)定”，如果有一方選擇不遵守，對方要么忍氣吞聲，要么出兵和別人打仗，而這點，需要政治人物懂得審時度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