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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亂世，用重典，二十三條立法應繼續推進”

觀察者網：因為您曾擔任過香港律師會會長，所以想問您一些法律上的問題。我們一直在說，“香港是個法治社會”，而從目前的形勢來看，您認為香港的法律對于那些反對派，特別是那些暴力示威的年輕人來說，是否仍具有震懾力？

何君堯：法律一定是還有震懾力的。香港仍以法治為重，我們各行各業的運行仍以法律為基礎。我們不接納違法的事情，而每個違法的人最后仍需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法律對香港的年輕人來說仍然有震懾力。

不過法律的威懾力近幾年受到了沖擊。從2014年“占中”事件發生后至今，香港的律政司對于這類惡意違法案件執法力度不足，這就給外界釋放了一個錯誤的信息：年輕人覺得犯法沒有成本，于是搞事情越發大膽，直至最近的一系列所謂的“光復運動”。

法治對于香港，對于任何一個社會都很重要。雖然從2014年到2019年期間對一些惡意違法案件，處理得不太妥當，使得稍微失去了一點說服力，但是只要律政處之后把關嚴格點，再加上法庭量刑重一點，相信法律又可以恢復其威懾力。

觀察者網：您呼吁香港盡快設立《禁蒙面法》，請問其中有哪些考量？

何君堯：目前全世界大概已有數十個國家通過了《禁蒙面法》。原因主要有兩點：

第一，在現代社會，民眾要求政府制定的政策要到位、貼地氣、深諳民眾思想，又要求政策推行時保持透明性，而民眾自己在追求、行使自己的權利時又沒有遵守這一標準，是不是很矛盾？你既然要求別人要有透明度，那也要讓人看到什么人提出這一訴求。換而言之，你對別人有要求，別人也對你有相同的要求。

第二，那些國家通過《禁蒙面法》，是基于很多人自以為隱藏身份后，犯法不用承擔后果，沒人抓得到他。這是個壞信息，讓他們覺得自己可以逃避懲罰，從而今后做事更加不顧一切。

爭取民主、表達訴求，這是現行體制所賦予的權利，但是大家也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如果是正人君子，有訴求講出來，為什么要遮遮掩掩？

示威游行人群（圖/香港文匯報）

觀察者網：您一直以來積極推動“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但現今《逃犯條例》壽終正寢，您覺得以后“二十三條”立法通過的可能性還有多高？

何君堯：雖然《逃犯條例》已經壽終正寢，但我們不要灰心。此前我也在立法會多次公開詢問特首推動“二十三條”立法的時間，特首說要社會氛圍好一點再做。不過，在倡設《禁蒙面法》以后她又覺得會有荊棘。

對于特首而言，她做事當然要判斷形勢，因時制宜。但是之前我們要求通過《逃犯條例》的時候，本就是希望香港不要成為逃犯天堂，也是公眾利益訴求所然。嚴重犯法者都應該被繩之以法，即使是跨地域犯罪，我們也應該把那些犯人送回犯法的地方去進行公平審訊。這概念放之四海而皆準，亦符合聯合國的標準。全世界194個國家，有160個國家已互相簽訂了類似的逃犯安排。

《逃犯條例》在香港遭遇反對，是因為那些人不講對錯，借題發揮，為自己日后的犯罪作惡（采訪原話為“做你世界”）找一個借口。這讓我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侵華。日本人挑起戰爭的緣由就是說他們要通過盧溝橋，尋找失蹤的日本軍人。實際上如果只是尋找日本軍人，又何必要打到整個中國都生靈涂炭？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其實本來就想行兇作惡，但是要找一個借口。《逃犯條例》也類似，只不過是這些“港獨”們一直等待的一個借口。

日本借口尋找丟失士兵，發動盧溝橋事變

既然那么差的環境都見過了，回顧“二十三條”，它是一種責任，所以我們必須要推動。過去22年來，我們為了諸多理由，“善意”地將它拖得太久，以迎合香港社會氛圍。但是現在連《逃犯條例》這本來無害的文本都被不少別有用心者用來制造、加強對國家的排斥感，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又怎么能夠在推動“二十三條立法”這件事上再次退縮呢？

有些人貌似很有政治智慧，說《逃犯條例》都通不過，再碰“二十三條”就是自討沒趣了。而我卻覺得情況恰恰相反。這沒有問題的《逃犯條例》都能引出那么多暴亂和“反中情緒”，此時更要下重藥，“治亂世，用重典”。尤其是現在香港立法會已是第六屆，70個席位中建制派占了43個，現在不做更待何時？因此我認為應該要繼續推進“二十三條”立法。

觀察者網：現在《逃犯條例》掀起這么大風波，您認為未來幾年，香港立法工作是否會處處受限？

何君堯：不用擔心，我們恪守崗位。要對自己有信心。前事不忘后事之師，《逃犯條例》一事出來后我們更需要來一次整合，不能再臨陣亂了套。

如果6月12日那天就算反對派圍堵立法會，各位戰友都能一起堅定地讀完條例，那么這事就極有可能搞定了，后續也不一定會有7月1日立法會被打爛的事。

所以就算前面有多大阻力，我們都必須對自己有信心，這條路必須走過去。香港要相信，自己有強大的國家做后盾，不向惡勢力低頭，更不能對恐怖主義做出任何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