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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青年》：與17年前抗擊非典時相比，如今我國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發生了很大變化，這次抗擊疫情的困難和挑戰與非典時期相比有何不同？

韓毓海：第一個不同是：這次疫情無論是從傳播速度還是從廣度來說，都比非典要嚴重。傳播范圍廣就意味著，盡管中國為其他國家防控贏得了寶貴的時間，也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但未來一個時期，其他國家能否像中國這樣成功控制疫情？這對整個世界的治理結構，對于國際社會的應急能力，都是一個嚴峻挑戰。這甚至意味著，中國成功控制疫情之后，還要對國際社會的防控進行各種支援，要對世界承擔更大的責任，這是由今天中國的國際地位決定的，也就是說，這次防控戰，很可能有國內和國際兩個戰場，有兩個不同階段。

第二個不同是：這次疫情是在春節期間、在人口流動最高峰時期爆發的。中國春節的人口流動，是一個世界奇觀，因為涉及十幾億人的流動，加之出城與返城，時間的跨度很大，從天時上看，這使這次防控戰的不確定性空前增加了。

第三個不同是：中國在2010年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今天的中國是世界工廠，是全球產業鏈的核心，是世界經濟的引擎，如果中國經濟受到比較大的影響，那對全球經濟的打擊將是極為嚴重的。

總體來說，由于今天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一樣了，擔負的責任更大了，所以我們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都增加了，無論在深度還是廣度上，挑戰來自國內國際，既有人民健康方面的，也有世界經濟發展和穩定方面的。

《中國青年》：疫情發生后，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我們第一時間匯集全國資源，采取了最全面、最嚴格、最徹底的措施抗擊疫情。為何說這是一次新時代的人民戰爭？如何理解總體戰、阻擊戰的含義？

韓毓海：在整個戰疫過程中，有幾個英雄群體是沖在最前面的，這就是廣大醫務工作者、人民解放軍、公安民警、社區工作者、基層勞動者、新聞工作者、志愿者等。他們的犧牲和行動，每時每刻都在生動地告訴我們，什么是集體主義、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什么是中華文明中最優秀的東西。它深刻地印證了毛澤東主席的那句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它深刻表明：講好中國故事，不能從概念到概念，從邏輯到邏輯。正像離開了張思德，就不能講好為人民服務的故事一樣，離開了我們身邊的這些普通人中的英雄，也就不能講好中國故事。

“我將無我，不負人民”，我們的人民這么好，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如此強有力，我們怎么會對中國沒有自信，對我們的文化沒有自信，對這樣偉大的人民沒有自信呢？正是今天眼前的事實告訴我們，我們當然應該有這個自信。

韓毓海教授

眼前的事實還告訴我們，黨的基層組織是我們這個制度的基礎，特別是廣大基層工作者、社區工作者、公安民警。他們堅守崗位，扶老攜幼，對許多行動不便的老人、生活困難的群眾，他們不是親人、勝似親人。在老百姓最需要的危急時刻，他們代表中國共產黨，出現在人民的身邊。應該說，在這次戰疫中，幾乎每一個白衣戰士都是白求恩，每一個黨的基層工作者都是焦裕祿。英雄在人民中。

這次戰疫，分為不同的戰線，也分為不同的階段：醫務工作者擔負著國家治療的任務，廣大社區工作者、公安民警擔負著群防群控、國家防疫的工作，中國強大的產業鏈承擔著物資生產方面的責任，物流和配送承擔著物資轉運的責任，新聞宣傳起到了鼓勁加油的作用，人民解放軍踐行著人民子弟兵的宗旨。各條戰線形成合力，因此稱之為總體戰。

這次疫情來勢兇猛，防控形勢變化無常，這對我們的應急反應能力、應急反應機制是嚴峻考驗。這樣的危急情況，決定了我們遇到敵情隨時就要打，決定了作戰必須靈活機動，決定了必須發揮前方的主動性、創造性，決定了前方將士必須勇于擔責、勇于決策，甚至決定了有多少人、有多少彈藥，就打什么仗，不要等待、猶疑、拖延，先打了再說，如果有所遲疑，那就會喪失戰機，造成戰線失守。因此，這是一場阻擊戰，必須采用阻擊戰的打法。為了認識什么叫阻擊戰，我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中國青年》： 1月28日，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譚德塞在北京表示：“在疫情面前，中國政府展現出堅定的政治決心，采取了及時有力的舉措，令世人敬佩。”“中方行動速度之快、規模之大，世所罕見，展現出中國速度、中國規模、中國效率，我們對此表示高度贊賞。”此次疫情防控過程中，對于“中國速度、中國規模、中國效率”這三個詞，我們應該怎么理解？

韓毓海：中國速度，可以看火神山、雷神山醫院的建設；中國規模，可以看武漢怎樣從“人等床”變成“床等人”；中國效率，可以看習近平總書記在2月23日直接以視頻方式向17萬縣團級以上干部發出的動員和部署。這些在全世界都是沒有過的。

《中國青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我們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贏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譚德塞亦曾表示，“這是中國制度的優勢，有關經驗值得其他國家借鑒。”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全面總結了中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十三個方面的顯著優勢，越是在面對艱難困苦和偉大斗爭時，我們就越能夠充分理解中國制度的顯著優勢。我國國家制度的優勢在此次阻擊戰中是如何體現的？

韓毓海：我們的制度優勢，一部分是在毛澤東時代形成、奠定的，包括黨的基層組織、黨的群眾路線，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醫務工作者救死扶傷的白求恩精神，“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社會主義價值觀；也有一部分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形成和奠定的，包括強大的產業鏈、供應鏈，也包括物聯網配送機制。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把這兩個時期形成的制度優勢結合起來，并加以概括。而這次戰“疫”，從免費救治到19省份對口支援，從“政、商、軍、警、民”聯動到五級聯防聯控，正是這些制度優勢的全面呈現。可以說，全黨同志是在戰場上學習、踐行了十九屆四中全會的精神。

《中國青年》：國外網友說，如果將當前國內的疫情放在國外包括歐美國家，在封城、交通管制、全民居家隔離的同時，水電通信和生活物資仍供應不停，社會秩序不亂，國家機器有條不紊地正常運轉，國外很難做到，他們認為很多舉措只有在中國才能實行。您對此如何看待和理解？

韓毓海：是的，我也注意到日本學者加谷珪一的文章，題目是《戰時狀態凸顯中國制度優勢》，文章講了四個方面：一是中國從基層開始的高度組織動員能力；二是中國人的心很齊，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意識深入骨髓；三是中國的全產業鏈優勢，保證了物資大規模生產與配送；四是基礎設施的優勢，水電通訊在戰時高效正常運行，社會秩序極為平穩。他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是一個“不可與之開戰”的國家，在中國成功戰勝疫情之后，世界金融機構一定會加大對中國的投資，而且，各國公共安全系統都會學習中國的經驗。

《中國青年》：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國政府和民眾付出巨大努力和犧牲的情況下，并沒有在全球大范圍擴散。可以說，中國也為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做出了貢獻。在全球化時代，我國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制度化、程序化、科學化、規范化、法治化建設面臨著怎樣的挑戰？

韓毓海：中國對打贏這場戰役充滿信心，但是，現在斷言疫情在國外也可以得到控制，還為時尚早，也無法斷言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就能在控制疫情方面做得很好。因為這次疫情的最大特點，就是對高度聚集的大城市打擊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