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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心地一平原”呢？捷克作家昆德拉曾經說過：當偉大作家寫作的時候，世界如同大道一樣向他們敞開。

而我們的古人說過：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就是魯迅的胸懷，也是柳青的胸懷。

我想，正是為了呼喚這樣的襟懷，習近平總書記方才與我們講到了柳青，正是為了開啟這樣的襟懷，他方才與作家們談起了自己的文學觀和心路歷程，奔向高天厚土的襟懷，與天下蒼生同心同德的襟懷——這就是1942年，毛澤東同志在黃土高坡上，向作家們呼喚的東西，這也是習近平總書記給我們上的文學課所講述的精髓。

而我們的這期節目，就從這里出發。

二、柳青

1916年，柳青誕生于陜西省吳堡，因為家境尚可，他八歲開始上學，中學時代的柳青，喜歡外語和經濟學，那個時候，他把一本英文的《納氏文法》背了下來，并刻苦研究政治經濟學，1937年，柳青考入西安的平津聯合大學，學習俄文，在刻苦學習外文的過程中，柳青讀了大量的西方文學經典，而當學校準備遷往漢中時，柳青決定離開大學，奔赴延安。

柳青的大哥畢業于北京大學，他希望弟弟能夠成為經濟學家并出國留學，他萬萬沒有想到，柳青準備獻身文學，并到延安去“鬧”革命。

1943年，柳青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鼓舞下，到米脂縣一個貧窮的村子里當文書，在那里，他脫下西裝，與農民吃住在一起，并寫下了長篇小書《種谷記》，三年駐村生活徹底改變了柳青，三年后，當他背著破鋪蓋卷出現在家鄉榆林時，他的哥哥傷心地說：你咋革命把自己革成了這幅模樣啦！

柳青（視頻截圖）

1947年，柳青奉命去大連創辦群眾書店，在那里，柳青與蘇聯紅軍和蘇方工作人員有很多接觸，他一方面為蘇聯現代化的經驗所鼓舞，同時，他也注意到，在“老大哥”眼里，中國革命就是農民革命，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道路不純粹，蘇聯人普遍認為，中國搞的是“山溝溝里的馬克思主義”。在大連，他主持出版了東北第一套《毛澤東選集》，向中國和世界介紹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開辟的革命道路。

1948年柳青在炮火中跨越華北平原，回到陜北參加人民解放戰爭，并隨同解放大軍進入北京。

1951年，柳青參加中國青年作家代表團到蘇聯訪問了三個月，當時他只有36歲，是九級干部，他的長篇小說《種谷記》初版發行70萬冊，創造了中國長篇小說的發行記錄，隨即被改成電影《沙家店糧站》，引起轟動。但是，在上海舉行的《種谷記》討論會上，一批現代文學史上赫赫有名的老作家，卻對這部作品評價很低，批評的意見主要集中在兩點：第一，用西方文學的心理描寫寫農民，是否可行？有著豐富心理活動的農民是否真實？柳青筆下的農民，是否背離了魯迅所寫的阿Q這樣的典型？第二，一部文學作品，是否能夠承擔復雜的經濟學和經濟史的思考？

這種批評，折射出解放初期，城里的作家，對于解放區來的作家的一種情緒，對延安所走出來的中國道路的懷疑。而在與會作家中，只有巴金肯定說：這部小說是全新的，在文學史上有開創意義。如果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作者將開辟一條全新的文學道路。

1952年5月，柳青做出了一個決絕的決定，他放棄了在北京的領導職務，踏著最后一場瀟瀟春雨中的泥濘路，到陜西省長安縣的皇甫村落戶，做出這樣的決定出于兩個原因：第一就是專心寫作，而且是像巴金所期望的那樣，走一條全新的文學道路。第二，在現實調查研究中，思考他自己所關心的中國經濟發展問題。

在中國作家中，柳青是最有政治經濟學研究素養的一位，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力由勞動力、土地和資本三個主要方面構成，而在解放初期的中國農村，雖然實行了土改，廣大的貧困戶分得了土地，但是由于貧困戶往往由老弱病殘構成，在畜力和勞力方面均不占優勢，更缺乏生產資金，因此在農村社會依然處于弱勢。

僅憑土改不能改變廣大農村貧困戶的弱勢地位，于是，在當時的中國基層農村，出現了貧困戶把勞動力、土地和資金組織起來，辦互助組的嘗試。從理論上說，這種嘗試是正確的，但是由于數千年來，中國農村都是一家一戶的單干，這樣的嘗試是否符合中國的積習，是否能為廣大農民所接受，在實踐中是否可行——這便是擺在全黨和全中國面前的重要問題。

柳青就是帶著這樣深深的疑問和渴望來到皇甫村的，而當時的皇甫村有一個六戶人家組成的互助組，但是，當柳青到來時，他卻發現這個互助組“爛包”了，臨到區委開會時，互助組的召集人郭遠彤卻在家里蒙頭大睡，怎么叫他，他再也不肯出山了。當時的西北局領導請柳青去調查另一位互助組的帶頭人時，柳青通過深入考察，發現那個帶頭人是個土改時的轟炸機，以好吹牛著稱，在群眾中缺乏威信。

初到長安，柳青發現：把勞動力、土地、有限的資本組織起來，有利于發展生產力，這在理論上固然是正確的，但是，由于在現實中國農村缺乏這樣的組織者，這條道路很難走通，因為這里的核心在于信任，即這樣的組織者必須信任黨的政策，同時，他必須得到廣大農民的信任。但在基層農村，一家一戶的農民之間所最為缺乏的就是這種信任。

也就是在那時，有人告訴柳青說，就在皇甫村的一河之隔，有一個叫王家斌的農民領導的互助組不但辦成了，而且還創造了水稻畝產千斤的成績，柳青聽到這個消息的幾天后，就趟著河水到了對岸，在王家斌家的草棚前，柳青遇到了正端著碗吃飯的王家斌，他和王家斌一氣聊了一上午，柳青回來后，一夜難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