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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寒竹】

100年前，遭遇列強入侵的中國正處于危亡之際，國運跌落到三千年未有之低谷。歷史向中華民族提出了三個根本性問題：

1. 中國應當如何救亡圖存？如何才能完成現代建國？救亡圖存是當時中國的志士仁人的共識，但對如何救亡則眾說紛紜。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唯有動員勞工大眾進行社會革命才能挽狂瀾于既倒，才能救亡圖存，才能完成現代建國。二十世紀中葉，古老的中國以社會革命的方式完成了現代建國。

2. 中國應當如何完成制度建構？中國應當走向何方？1949年建國后，中國是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成為事關中國命運的根本性問題。在這個歷史時刻，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確定了中國的發展道路。

3. 中國如何才能完成現代化轉型以實現民族復興？1979年，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工作重心的轉移，以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新姿態走出了一條世界上從未有過的現代化之路。經過四十年的經濟騰飛，中國已經全面進入小康社會。展望未來，中國離民族復興的夢想已經如此之接近。

現在的枝，花開在未來，而根在過去。中國共產黨一百年的發展雖然經歷了三個大的歷史階段，每個階段的工作重心和任務也有所不同，但百年歷史卻有一以貫之的初心和理想，三個不同發展階段之間也有著相互連接的歷史邏輯。在實現民族復興的進程中，堅持中國共產黨一百年前建黨時的初心，深刻認識和理解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歷史階段的發展邏輯顯得尤為重要。

一、以社會革命完成現代建國

中國近代史通常被認為始于1840年，因為從鴉片戰爭戰敗后，中國社會的基本性質和主要矛盾開始發生根本性變化，中國開始淪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但從宏觀歷史的發展看，中國近代109年的歷史可以說是從古老的農耕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變過程，中華民族通過幾代人的犧牲，最終在1949年完成了現代建國。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以碑文和浮雕的形式，銘刻了中華民族在近代的英勇歷史。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中國在鴉片戰爭中遭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從這個時候起，如何救亡圖存，如何把古老的中國社會轉變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現代強國，成了當時先進中國人思考的首要問題。

從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林則徐、魏源到追求“船堅炮利”和機器生產的洋務運動；從提倡政治改良的戊戌變法到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所有的這些努力和奮斗盡管也取得了相當的進步，但都沒有解決救亡圖存和建立現代國家的根本問題。

從1840年到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夕，這個亞洲最早的共和國仍然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境地，仍然面臨著亡國的危機。歷史嚴峻地拷問當時先進的中國人：為什么追求船堅炮利的洋務運動無法救國，無法完成中國社會的工業化？為什么政治改良和政治革命也不能建立起現代國家？如果所有這些努力過的方式都無法解救中國于危亡之中，那么中國的救亡之路究竟在何方？中國如何才能成為獨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現代國家？在國家生死存亡之際，成立于1921年的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一條新的救亡之路和現代建國之路，這就是社會革命。

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建立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對當時的中國國情作出了深刻分析，指出了中國的發展方向。當中國在19世紀后半葉遭遇到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欺侮時，正是處于清王朝的衰敗期，整個中國的上層統治集團已經腐朽糜爛而無力承擔救亡圖存的歷史使命。無論是追求船堅炮利和機器生產的自強運動，還是改良革新的戊戌變法，都無法給腐朽的清王朝注入新的生命力，都無法挽救清王朝的衰敗與滅亡。

辛亥革命雖然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但中國社會的上層建筑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只是國家政權從愛新覺羅家族手中轉移到新的軍閥和權貴手中，中央王朝的權力被地方軍閥、權貴所分割，占人口90%以上的社會大眾仍然處于被壓迫被奴役的狀態。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到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的各種救亡運動都沒有觸動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特有的經濟基礎。中國經濟關系的買辦性、依附性和官僚性，仍然是制約中國社會發展最基礎的因素。腐朽落后的經濟結構決定了無論是官僚集團的自強運動還是政治改良和政治革命，都無法改變中國社會的基本面貌，中國也因此無法跨進現代社會的門檻。

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日就提出，中國唯有動員社會勞苦大眾進行自下而上的社會革命，變革土地制度，摧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推翻腐朽糜爛的上層統治集團，才有可能完成救亡圖存的任務，才有可能建立起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這樣一來，社會革命的主力軍歷史地落在工農大眾的肩上。

但是，在當時的中國進行社會革命并非易事。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7月成立時，全國大約有50位共產黨員，有13位代表出席第一次代表大會。這說明，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人數非常之少，基本上都是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

6月3日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紀念館內拍攝的“偉大的開端”主題雕塑。圖片來源：新華網

另一方面，民國初年的中國，文盲率高達90%以上。普通民眾，尤其是工農大眾既不懂得革命解放的基本道理，也不理解民族、階級和國家等現代概念，對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更是茫然不知。所以，在當時的中國，盡管各種社會矛盾非常尖銳，但要發動社會大眾推翻上層腐朽統治集團的社會革命非常艱難。中國共產黨首先要用最通俗易懂的白話文，向勞工群眾傳播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最基本的革命原理，教育民眾，動員民眾，發展中共黨員，讓工農大眾成為覺醒的階級和社會革命的主力軍。這就是說，中國需要社會革命來打碎舊社會，建立新中國；而社會革命的首要任務是革命者對廣大勞工大眾進行啟蒙和動員。

上個世紀八十年中葉，有學者提出過“救亡壓倒啟蒙”的說法，意思是說，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不斷遭到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欺侮，救亡圖存成了壓倒一切的主題。而啟蒙運動應當普及的自由、民主、法治和理性，則被擠到一旁而被忽略了。這種“救亡壓倒了啟蒙”的說法曾經一度在中國知識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其實，“救亡壓倒了啟蒙”說法有相當大的問題。這種說法簡單地把十八世紀的法國啟蒙運動作為所有啟蒙的普遍范式，并憑借這種普遍范式來審視中國二十世紀初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在中國社會的傳播和普及。實際上二者相差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