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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說來，社會變革（包括革命）的發生有兩個重要因素：一個是現實中的社會矛盾尖銳，而現有的社會結構和體制難以解決這些問題，必須通過制度性的變革來解決現實問題；第二個因素是對未來社會的理想構想，即以抽象觀念的形式對未來社會進行構想，確立社會變革的方向和目標。這兩個因素缺一不可。如果社會現實沒有存在眾多的難以在既有體制下解決的問題，那么社會便不會有變革的動力和熱情；同樣，如果沒有對未來社會的理想構建，即使在現實中問題重重，社會變革也難以提上議事日程，因為社會沒有追求的未來目標。近代以來世界各國的變革與革命以大量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

近代以來世界各國的社會變革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先發國家的社會變革，這是一種基于社會自身內部發展邏輯的變革；另一類是后發國家在先發國家的外部壓力下發生的變革，這種變革通常以外部世界的先進經驗來解決自身的內部矛盾。

與此相應，世界各國知識階層對社會發展的構想也分為兩種，一種是先發國家對社會發展的構想。由于先發國家的變革產生于社會自身的歷史發展邏輯，變革主要是依靠在實踐中的探索而缺乏理想樣板，摸著石頭過河成為常態，帶有濃厚的經驗總結性質。當先發國家的社會構想表現為一種啟蒙運動時，更多表現為一種對社會變革的反省和沉思，英國是這一類國家的典型。

后發國家的變革產生于外部沖擊和內部矛盾的雙重壓力下，外部世界的先進性和內部社會的落后性形成鮮明對比，所以，后發國家知識階層的社會構想常常以先發國家的現成思想為主導，社會構想帶有明顯的啟蒙大眾的性質，即由少數知識精英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思想來照亮社會，喚起民眾。由于這個原因，當后發國家的社會構想表現為啟蒙運動時，常常成為革命前的政治動員。就世界范圍而言，除了英美，其余國家在政治上都屬于不同程度的后發國家。（美國雖然是一個只有兩百多年歷史的年輕國家，但卻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現代國家；中國雖然是一個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國，但作為一個而現代國家，卻只有幾十年歷史）

一、基于不同哲學思維方式的兩種啟蒙運動

在世界上近代史中，法國啟蒙運動最具有典型意義。相對于已經發生了暴力革命和“光榮革命”的英國來說，法國在政治上實際上屬于后發國家，其啟蒙運動具有以下幾個特征。

法國畫家歐仁·德拉克羅瓦創作《自由引導人民》，紀念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

第一，法國啟蒙運動對未來社會的構想主要并非法國本土文化的原創，而是來自英國。

伏爾泰、孟德斯鳩都是英國制度的崇拜者和宣揚者，都深受英國政治理論的影響。盧梭的思想具有獨創性，但他的社會契約論也是受到霍布斯和洛克的影響。就社會變革的理論而言，法國啟蒙運動在政治上主要是在宣傳、普及17世紀英國的思想。

第二，法國啟蒙運動開啟了社會變革中理性至上的先河，堅信人類可以憑借強大的理性繪制未來的藍圖。法國啟蒙運動的政治思想來自英國，但在哲學上卻并沒有接受英國政治理論的哲學基礎，英國的唯名論和洛克、貝克萊以來的經驗論和不可知論從未在法國思想界成為主流。法國啟蒙運動在思維方式上繼承的是笛卡爾開創的唯理主義和決定論傳統，并把這種理性至上和決定論發展為一種普世主義，自由、平等、博愛成了法國啟蒙運動中最響亮的口號。以狄德羅為代表的“百科全書派”形成了一種獨斷的機械唯物主義。從思想史的發展看，法國啟蒙運動可以理解為一種英國思想在法國的嫁接，即以法國唯理論的哲學思維方式來宣傳英國在經驗論基礎上產生的政治思想，把英國社會變革的經驗總結理性化、神圣化、普世化，從方法論上走到了英國社會構想的反面。

第三，法國啟蒙運動徹底否定傳統和現實，成為革命前的政治動員。法國啟蒙運動產生于波旁王朝末期，社會已經呈現出腐爛狀態，各種矛盾尖銳復雜。由于這個大的現實背景，法國啟蒙運動對傳統采取了異常尖銳和激烈的否定態度。當時的啟蒙學者對封建等級制度和宗教傳統，都采取了異常尖銳和激烈的批評和否定，而僧侶和貴族恰恰是當時法國社會的兩大支柱。從這個意義說，法國啟蒙運動是大革命前的一場政治動員。大革命的爆發盡管有眾多復雜的原因，但這場革命一旦爆發就被納入了啟蒙運動給社會提供的理論框架。

與具有革命前政治動員性質的法國啟蒙運動不同，蘇格蘭的啟蒙運動有兩個重要的歷史背景，第一，當蘇格蘭啟蒙運動發生時，英國的暴力革命已經結束一百年，“光榮革命”也結束了幾十年，而蘇格蘭在1706年又跟英格蘭簽署了簽訂《合并條約》 （Treaty of Union），從而成為英國的一部分。所以，蘇格蘭啟蒙運動本身并不承擔喚起大眾起來革命的任務；第二，英國革命初期的暴力和克倫威爾的強權統治，特別是法國大革命中出現的革命恐怖和王權復辟，顯示出尋求公平正義的政治革命可能出現與主觀愿望相悖的弊端，以自由為訴求的革命有可能轉變為自由的敵人。所以，蘇格蘭啟蒙運動顯得更加偏重于對思想者自身的反省和質疑，與作為革命前政治動員的法國啟蒙運動有很大不同。

第一，與法國啟蒙運動引進和宣揚其他國家的政治理論不同，蘇格蘭啟蒙運動秉承的是自身的傳統。在語言和文化上，蘇格蘭是英國的一部分，英國的唯名論、經驗論和不可知論傳統都被18世紀的蘇格蘭學者所繼承，并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休謨的哲學思想、斯密的經濟學思想，在約翰.洛克那里和其他英國學者那里都能找到理論淵源。從這意義上說，蘇格蘭啟蒙運動不是在移植某種思想上的舶來品，而是英國自身思想的邏輯發展。

第二，由于英國唯名論和經驗論的傳統，蘇格蘭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幾乎都對理性持一種謹慎的態度，對人類認識外部世界本質的能力和設計社會發展的能力持一種懷疑態度。這跟強調理性至上，相信社會設計的法國啟蒙運動正好相反。

第三，由于經歷了英國的革命，旁觀了法國的革命，蘇格蘭啟蒙運動具有一種強烈的保守主義色彩，大多數蘇格蘭思想家甚至拒絕自己的思想前輩如霍布斯和洛克的契約論，對國家的起源和社會的發展規律持一種更為謹慎的不可知論。蘇格蘭啟蒙運動秉承的一個基本信念是“非預期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根據這個信念，人類社會的發展不可能符合某種主觀行為的預期，社會的現實發展常常是與人類的主觀意志相悖。這個思想的萌芽雖然在洛克那里已經有了，但一直到蘇格蘭的哈奇生、亞當· 斯密等人才形成了一種社會信念。哈耶克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出版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書，可以看到其思想深受蘇格蘭啟蒙運動的“非預期后果”思想影響。

第四，由于十八世紀蘇格蘭的思想是革命后的沉思，這場思想運動對哲學問題、社會問題、經濟問題有著深刻的反省，在人類思想史上占有特殊的歷史地位，而不像法國的革命動員理論那樣簡單化和浮躁。斯密對自由市場理論的貢獻自不待言；而休謨把洛克不徹底的經驗論和不可知論發揮到了新的極致，把德國的康德從獨斷論的沉睡中喚醒；蘇格蘭學派對歷史學的貢獻更是顯而易見，休謨與亞當·弗格森試圖從歷史中解讀出傳統習俗的重要性，對英國保守主義文化形成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二、兩種啟蒙運動的不同影響

法國啟蒙運動以后，有兩個信條開始深入人心：一個是理性至上，人類可以憑借理性構造社會變革的藍圖；第二個信條是普世主義，先進國家的政治發展模式是可以普遍化為世界通則，這個思想給“輸出革命”提供了理論基礎。這兩個信條猶如雙刃劍，既可能縮短后發國家的歷史進程，也可能把后發國家帶入動蕩的災難之中。

法國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震撼了整個世界，舊歐洲被法國精神所改變，許多國家雖然有過王朝復辟，但最終都不可避免地步入了現代社會的進程?？梢赃@樣說，法國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的基本面貌，縮短了人類歷史的進程，其歷史意義應當得到充分的肯定。

但是，也正是法國啟蒙運動，這場自以為是在照亮蒙昧社會啟蒙運動的哲學基礎和思維方式，暴露出一種理性的狂妄和自大，并且給現代烏托邦實驗提供了思想基礎。這種啟蒙運動思維方式的危害在于，把人的理性看成是至上的、社會是需要知識精英來啟蒙的、宗教等同于迷信、未來社會是可以設計和創造出來的等等，最終，這種歐洲大陸的啟蒙運動催生了后來各種各樣的烏托邦實驗。

近代以來，西方的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浪漫主義都有人對啟蒙運動進行過反思與批評。英國的埃德蒙·伯克認為法國的政治文人喜歡標榜，崇尚革新，固執狂熱，熱衷于以抽象的普遍概念來構造未來社會。法國人的托克維爾則把這場啟蒙運動與法國大革命中的狂暴行為聯系在一起：“人們研究法國革命史就會看到，大革命正是本著卷帙浩繁的評論治國的抽象著作的同一精神進行的：即本著對普遍理論，對完整的立法體系和精確對稱的法律的同一愛好；對現存事物的同樣蔑視；對理論的同樣信任；對于政治機構中獨特精巧新穎的東西的同一興致，遵照邏輯法則，依據統一方案，一舉徹底改革結構，而不在枝節上修修補補的同一愿望而進行的。這是何等駭人的景象！因為在作家身上引為美德的東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時卻是罪惡，那些常使人寫出優美著作的事物，卻能導致大規模的革命”（《舊制度與大革命》）。二十世紀著名的自由主義學者以賽亞·柏林寫了一系列關于西方思想界反思和批評啟蒙運動的書籍，比如《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1979年出版），《啟蒙的三個批評者》（2000年出版），柏林的一個核心觀點是，一些啟蒙學者教條式的、排他性的堅持，反而使他們成為自由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