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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一點看，“左”經常成為“右”的母胎，“文革”對知識分子群體的雙向傷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清議主流的回擺力度¹³。

或許，很多人一旦覺得自己活明白了，對20世紀前期的革命亢奮，對莽夫粗婦的登堂入室，一開始就不會熱心和放心到哪里去。

對利益與人性的中道把握

以上簡約勾勒，不可能詳盡給出“文革”中的風險警示，更不是給未來可能的權力社會提供居民安全指南——這種客服工作該由MBA之類去做。說及這些的目的，無非是要澄清“文革學”的一片渾水，濾去某些宮廷化、道德化、訴苦化的敘事泡沫，盡可能還原國人一個政治權益分布和流動的簡圖，一個眉目稍顯清晰的生活原態——哪怕是還原第一步。

不難看出，在這樣的日常生活里，巨大的歷史之手還是利益理性，即大多數國人自覺或不自覺的利欲攻防。

革命意識形態固然反映和重申了舊的利益關系（比如貧/富）；但一個全能而單質的權力體制下，新的利益形態和利益關系（比如官員/民眾/知識分子等組成的多邊形）溢出了既有解釋框架，常處于無名狀態。前者是過去時的，后者是現在時的。當兩種利益關系一明一暗地相互纏繞，一舊一新地發生交集，當“文革”發生在這種纏繞和交集之中，諸多亂象其實不是亂，只是陌生；不是怪，只是未知。只有把利益奉為圣物（如某些右翼），或把利益貶為罪孽（如某些左翼），才會不約而同地說遍天下利益卻單單撇下“文革”，將其視作瘋狂或神奇的例外。他們在這一大塊現實前詞匯短缺，談論“利潤”“階級”“所有制”之余，尚不知自己還應說些什么，還能說些什么。

一種分辨率更高的理性透鏡有待出現。革命者從“打土豪分田地”開始，其實是最不該忘記利益的。喜兒、大春、吳瓊花、小常寶……這些現身于革命劇目的苦命人其實都是利益打拼者，因打拼無望才轉投革命。在通俗版的馬克思主義那里，階級決定論就是利益決定論，階級斗爭就是“爭奪粗鄙物質利益的斗爭”（本雅明語）。作為宏觀層面的一種概率性描述，這一說法在很多情況下并無大錯。不論超凡脫俗的崇高精神是如何厥功甚偉，創造過何等炫目的人間奇境，唯物論者也沒理由忽略利益，忽略自己勝利之途的出發點。這個話題應大大方方來談，像一個會計師或企業家那樣來談。

盡管利益并非一切，盡管人性、欲望、利益的形態總是多樣化，盡管新的利益在一個權力社會里主要表現為政治榮譽、政治安全、政治地位、政治權力，要看清楚并非易事，但對于大多數人而言，廣義的“無利不起早”仍是行為邏輯的核心，是社會各方應力發動的隱秘磁極，是新謎面的謎底，與舊謎底并無太大的不同。說到底，這仍是一個世俗的尋常故事，不過是資本主義乃至封建主義的故事披上了一件新馬甲，如此而已。

失去這一基本點，失去這一涉嫌庸俗甚至不無銅臭的視角，差不多是原版馬克思甚至亞當·斯密的視角，歷史分析就變得無從著手，也必然誤訛紛起。

可惜，在很多人那里，“利益”一詞讓人羞于啟齒——不少“文革”參與者尤其如此。他們曾戴上道德假面，指點江山，縱論天下，理想與信念熊熊燃燒，但他們日后將如何看待這一切？某個夜深人靜之時，他們是否迎面對撞過記憶中自己的某些隱秘閃念？如果他們有足夠的坦誠，也許不難發現事情的另一面：愚忠是表；利己是里；失態是表，庸常是里；被意識形態玩的是少數，玩意識形態的才是多數。其中最內在的意識形態說到底還是一個俗：回家的自由，說話的底氣，鄰居的臉色，家中的早餐，床墊是否舒適，兒女是否受人欺辱，娶來的老婆是否漂亮……只要稍加翻譯，這些幾乎都是經濟學的尋常內容。

指出這種君子的高仿運動，并不是視利欲為超級香餑餑，也不是說自利與極端自利沒有差別。全世界永遠都有“好人”這類褒義詞，在任何地方也不會有人罵出“你怎么好得這樣無恥”一類瘋話，足以證明好壞是有分別的，好人還是有的，大好人還是有的。不論何時，道德還是人心所向，理想與信念還是社會公益的長效保障，一種永遠燦爛的精神傳薪。同樣，這也不是否認道德進步的可能。就個人而言，既然有好人變壞，當然也會有壞人變好。最初喝不了酒的人，喝多了可上癮。以前聽不慣京劇的人，聽多了可入迷。習慣可成自然，克制可變本能。眾多高仿品牌的君子，其仿制工藝積累到一定程度，也可能修煉出 “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孔子語），其心智出現質的變化，達到直心即道場的境界。事實上，確有不少人在紅色中國實現過道德升華，血管中奔流過可貴的熱情。他們日后唱紅歌興致勃勃，并不一定意味著全面留戀“文革”，不過是一種惚兮恍兮的精神懷鄉，對自己高仿經歷深情回望。即便懷疑當時的自己有幾分假，但半假清高也比全面惡俗值得珍惜；即便懷疑當時的人際關系有幾分偽，但半偽溫暖也比徹底冷漠讓人舒心?；t和月圓的短暫并不損其美好，崇高及仿崇高哪怕只是一時半刻，也往往是記憶中最柔軟的一角。一個什么生意都做過的不法商人，當年響當當的熱血青年，一到歌廳包廂就命令所有的陪酒小姐大唱紅歌——這就是我身邊的故事，曾被我寫入《暗示》一書。

他的歌喉與他的一肚子壞水完全可以分頭管理。

然而，無論有多少人修成正果，人類就大多數而言，就大多數人的大多數時段而言，其道德進化是否可能，或說進化的上限有沒有，有的話究竟在哪里，仍面臨巨大爭議。這是必須重提的一大哲學難題。馬克思主義學者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與自由主義學者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同為國際思想界大腕。他們在不少政治議題上形同楚漢，在“道德進化論”這方面倒結成血盟，共同描繪了一個美好前景。前者的根據是“焚燒女巫”的消失和“男女同酬”的實現¹⁴。后者的根據則是戰亡人數減少，尤其是考慮到同期人口總量，其比例在歷史上表現出明顯的一路走低¹⁵。他們說的都是事實。他們所欣慰的社會改良并非不值一提。但他們考慮到現代文明之下隱性的酷刑和戰爭了嗎？迫于債務和失業的自殺在“焚燒女巫”消失后是否更多？貧富差距在“男女同酬”大體實現后是否更大？來自污染、犯罪、毒品、精神病、過勞死、交通事故、食品造假、金融危機、人肉炸彈的謀殺，與前現代的屠殺相比是否依舊防不勝防，乃至遠超巡航導彈“精確打擊”所攢下的人道紅利？……如果他們離開歷史的局部截屏，放眼更廣泛、更長遠、更新異的人間悲劇，有什么理由相信無痛的創傷就不是創傷，曲線的謀殺就不是謀殺，那些間接的、軟性的、遠程反應的、延時反應的、甚至禮貌與合法的罪惡就成了道德成就？他們有什么理由相信人類自有了交誼舞和博士帽，普遍人性從此優雅兮兮，正在從1G向2G、3G、4G……不斷優化？

較之于他們的樂觀與自信，章太炎的一份冷靜彌足珍貴。在《俱分進化論》一文中，他認為技術與道德并非同步升級，文明不可能消除惡，倒是“昔日之善惡為小，今日之善惡為大?！薄叭粢缘赖抡摚瑒t善亦進化，惡亦進化。”“縱令地球統一，弭兵不用，其以智謀攻取者，必尤甚于疇昔。何者？殺人以刃，固不如殺人以術。”“使至于悲憤失望而死者，其數又多于戰^。”16這一些說法不僅富含作者的佛學和儒學資源，也不難讓人聯想到一些自然現象，比如基因分子結構的自我復制——其對稱結構總是恒常，無法靠外力輕易改變?！疤觳蛔兊酪嗖蛔儭保h代董仲舒語），只要人類的群體性與個體性并存，只要這個最大的“天（自然）”未變，善與惡的纏繞就不會終止。當惡逼出了善，善便是正義之劍；當善慣出了惡，惡便是利樂之腐。這一互相誘發和互相修復的無限過程，受制于人的生物學結構，在機器人接管地球前當不斷出演。

一個人若想保持政治遠見，其最大難點無非是掐準人性的基本面，洞察利益要求的不同變形，既能激發人們的趨上能量，又能承認、包容、善用、管控其趨下能量（比如逐利性的“還俗”）。兩手都能硬——行“中道”者不會僅僅押注在一頭。

如果我們明白這一困境，或說這一常態，便不難給領袖神化和人民神化退燒，給“文革”減少機會。從某種意義上說，企圖以“不斷革命”的方式徹底改造人性，創造“紅彤彤的世界”，盡掃官僚主義、特權意識、野心家、貪污什么的于一役，正是“道德進化論”常見的奢求與冒進；以為財產私有制取消后萬惡盡除，民眾的逐利邏輯廢止，任何貪欲和傾軋都不足為慮，公平正義僅靠宣傳、教育、辯論等手段便足以永久保質，則表現出“道德進化論”的輕忽與天真。

前者使“文革”的目標虛高，后者使“文革”的舉措失誤。在這個意義上，一如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曾使啟蒙派措手不及蒙頭轉向，“文革”不過是再一次對現代人盲目的道德樂觀當頭棒喝。

人類不是上帝，人類只能做人類可能做的事。

不能做上帝的事，是不是就該做魔鬼的事？既然民眾的一次次“還俗”難以避免，那么是否一開始就該大張旗鼓地蠅營狗茍？不少人確實有過這樣的閃念。不過這種心機不便擺上學術臺面，于是“文革”結束多年后，盡管不少后現代才子忙不迭地絕望和虛無，被“解構”“祛魅”什么的鬧得心神不寧，生不如死；然而在他們的書齋之外，就知識界主流而言，人類的自我神化沖動仍未終止。一種“道德進化論”的知識幻影仍活躍在市場神話、自由神話、底層神話、選舉神話等思潮中，為各種意識形態提供共同的荷爾蒙與興奮劑，提供進步主義歷史觀的高配型號，提供一種完美社會的前景。虛無一旦走出書齋就可能成為輕信，一旦走向公眾就可能成為輕諾，很多現代哲學大師就是這樣喜歡換上童裝出門。這是鼓勵積極的人生態度嗎？也許是。對花咕嘟一般的少年不應該大聲說出事情的嚴峻和兇險嗎？也許不應該。但健康和成熟的社會改革，從來都以正視現實為前提，是克服重力的奮力騰躍，不是夢中脫離重力的高高飄浮。

一個成年人不論在書齋內外，都應明白這一點。

注釋：

1聯動的前身是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西糾）、東城分隊（東糾）、海淀分隊（海糾）、宣武分隊（宣糾），其骨干多為官員子弟。隨著運動矛頭指向他們的父母，他們于1966年宣布聯合組成“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反對“迫害革命老前輩”，反對毛澤東以及中央文革小組。

2鄧拓，雜文家，曾任《人民日報》主編和社長，與吳晗、廖沫沙一道被誣為“三家村”反黨集團，是“文革”中文字獄的第一個犧牲品，于1966年5月18日逝世。

3“…group interests were submerged in a Maoist rhetoric that masked self- interested aims.”引自Fractured Rebellion—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by Andrew G. Wald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4張志新，中共遼寧省委宣傳部干事，因公開反對“文革”極左路線，于1975年4月4日被處死刑，年僅45歲。據報道：為了防止她在刑場喊反革命口號，行刑前先割斷了她的喉管。

5見于繼增《建國后第一部遭禁的長篇小說》文，載《文史精華》雜志2012年第6期。

6見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

7見上?！拔母铩笔妨暇幾胄〗M編《上?！拔幕蟾锩笔吩挕罚ㄎ纯澹?，1994年。

8見唐納德·W·克萊因（Donald·W·Clein）等編撰《第九屆中央委員會》，載The China Quarterly no. 45，1971。

9引自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10引自伯克《法國大革命感想錄》，載《埃德蒙·伯克讀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

11該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

12轉引自2011年4月13日《國際財經時報》。

13“右”也可以成為“左”的推力，如1950年后西方主導對中國全面經濟封鎖，增加了中國發展市場經濟的難度，隨后出現的反共迫害浪潮（如印尼、越南、韓國、臺灣等地），也勢必從反面加劇中國的冷戰敵意和政治嚴酷性。

14見特里·伊格爾頓《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新星出版社，2011年。

15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by Steven Pinker，Viking Adult;，2011。臺灣學者錢永祥撰文于《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40期對此有過評介。

16引自《俱分進化論》，載1906年9月《民報》第7期，后編入《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