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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機會

探索疾病知識、發現治療疾病的藥物以及制定預防和治療方案，本質上都是開放的國際事業。

生物醫學的進步是通過世界各地實驗室的發現而實現的，研究的本質是合作。今天，美國人發表的三分之一以上的科學論文中，至少有一位外國合作者；美國三分之一的STEM博士學位是由中國學生獲得的。

因此，在當前戰勝冠狀病毒的戰役，以及為預防未來由新病毒引起的大流行奠定基礎的過程中，美國和中國應該在哪些方面發揮合作伙伴的作用呢？有三個關鍵領域需要合作。

合作的第一個領域首先是從基因組到流行病學的數據。面對新型病毒，只有收集和分析的數據越來越多，我們對其的了解才會越來越多。在試圖評估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并考慮應對措施時，不確定性是核心因素。此外，缺乏由各疫情爆發國實驗室提供的高質量數據是第二個關鍵因素。每個國家都需要可信的數據，這就提醒了我們：在像世衛組織（WHO）這樣的國際組織中，程序一致和透明度非常重要。

中國科學家很快對新的冠狀病毒基因組進行了測序，并將其發布到世界各地，這使得一場大規模的全球研究工作得以展開。兩周后，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科學家利用這一序列，確認了病毒進入被感染者細胞的機制。次日，中國的一個實驗室證實了這一發現。即使是目前正在進行的尋找疫苗的工作也依賴于早期公布的病毒基因組。正如美國國家過敏癥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主任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所觀察到的那樣，美國進行的第一次疫苗試驗是 “我們從獲得序列到進入人體的時間最快的一次”。更重要的是，有了基因組信息，科學家就可以比較感染情況，并以類似于構建家譜的方式一絲不茍地繪制病毒的傳播圖譜。

疫情爆發初期迅速共享數據的行為使得各國能夠更好地了解病毒。由于最早的病例發生在武漢，中國醫生收集的數據使世界首次得以預估病毒的傳播能力。這使得流行病學模型成為許多國家政府應對措施的基礎。由于中國首當其沖地承受了死亡最初的沖擊，它為全球衛生專家提供了第一套數據。該數據被用以估計致死率，并通過創建模型來預測該病的范圍、傳播和嚴重程度，從而確保了更有力的政策應對措施。

合作的第二個領域涉及診斷和公共衛生措施。如果中國開發出一種有效的人員篩選程序，可以在機場、企業和學校進行大規模的應用，那么美國能采用這種方法嗎？相反，如果研究人員開發并驗證出一種更便宜、更快、更準確的高通量診斷方法，它該被共享嗎？在美國每年進口的220億美元醫療設備中，約有四分之一來自關稅戰前的中國。這些設備對當前美國醫療體系應對國內激增新冠肺炎病例至關重要。

從上海出發，滿載醫療物資抵達紐約肯尼迪機場的美國747-400F貨機開始卸貨 圖源：社交媒體

第三個領域是生物醫學研究領域中的基礎研究和轉化研究。為此，哈佛醫學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最近宣布了一項與中國同行一起擊敗新冠病毒的新合作項目。中方合作伙伴的負責人是鐘南山，他也是中國政府冠狀病毒工作組的負責人。2003年，他是第一個發現SARS病毒的人。這家哈佛—廣州研究所正試圖了解SARS-CoV-2病毒的基礎生物學以及它與感染者相互作用的方式，以加速診療方法的發展。

例如，為了研發抗病毒藥物，科學家們需要了解病毒是如何感染人類的。他們可以通過識別冠狀病毒進入宿主細胞的“門”而獲得的線索來設計對應的“鎖”。為了進行更好的診斷并監測疾病的進展，科學家們需要識別準確的生物標記。在開發疫苗的過程中，由于不平衡的免疫可能導致一種被稱為“抗體依賴增強”（ antibody-dependent enhancement）的現象（即我們體內的防御蛋白反而加速了感染），學界迫切需要定義精確的“免疫相關物”。

如科學家們反復強調的那樣，研究中的合作通常會帶來更好的結果。在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壟斷科學創新的時代，在冠狀病毒這類緊迫課題上的合作利大于弊。在努力應對這一疫情之際，全球各國政府應該牢記：收集和整合數據、共享試劑和工具將需要各大洲之間的密切溝通。

總之，與其相互妖魔化，中美都應該認識到，彼此都需要對方來擊敗病毒這個致命的敵人。因此，伙伴關系，即使是有限的伙伴關系，在戰略上也是必要的。

美國和中國能在同一時間內既成為無情的對手，又成為親密的伙伴嗎？同時持有兩個看似矛盾的想法是很困難的。但是，要想成功地擊敗這個病毒，所需要的不過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