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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試舉一例來說明該機制的運作方式：2018年6月，IMF與阿根廷前總統毛里西奧-馬克里的新自由主義親美政府達成了500億美元的貸款協議，貸款數額超過阿根廷年GDP的10%，占IMF當時所持貸款總額的40%，這對IMF而言也是史無前例的。這筆數額空前的貸款以阿根廷政府承諾的 “深化經濟改革”和 “限制政府開支”為條件。在新自由主義政府的支持下，IMF的貸款并未促進國家的發展，少數富人私自卷走大部分資金，潛逃至美國或其他“避稅天堂”，這導致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的進程進一步加速。結果，貧困迅速加劇，人民生活備受沖擊。隨后，由新任總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領導的IMF發表聲明，稱馬克里政府沒有實現任何承諾，以此為由對阿根廷施加了更嚴厲的國際限制。

因此，對阿根廷而言，創造一種對借貸國壓力更小、更有助于其發展的新型貸款模式尤為迫切?？偛课挥谏虾５慕鸫u國家新開發銀行（NDB）就是這樣一種嘗試。最近，巴西前總統迪爾瑪?羅塞夫被任命為NDB行長。對于部分國家而言，NBD可以替代IMF，將發揮重要作用。

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圖源：International Banker）

同樣，中國也向阿根廷表明，中國并非如主流媒體所言只對自然資源感興趣，還有意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等渠道推動投資，以促進阿根廷的發展。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框架下，中國將投資230億美元用于阿根廷國內的基礎設施建設。

此外，中國公司還曾為阿根廷的基礎設施項目和技術轉讓提供投資：僅在過去15個月內，阿根廷就在來自中國的資金支持下，實現了商品運輸鐵路（Belgrano Cargas）的升級和Atucha III核電站的擴建，價值近130億美元；2019年，中國的資金和技術幫助阿根廷建立了拉丁美洲最大的太陽能發電廠——卡烏薩里發電廠。西方的投資使阿根廷陷入“欠發達陷阱”，相反，中國的投資則直接提高了阿根廷人民的生活水平、促進了阿根廷的發展。

阿根廷的根本問題是，其必須走上技術創新的發展道路，以技術支撐獨立的工業增長，從而使本國經濟永久擺脫外部約束和債務陷阱。外匯依賴作為一個結構性問題，已迫在眉睫、亟待解決——唯有擺脫外匯依賴，才能開啟技術創新的道路。因此，阿根廷必須發展一種能夠擺脫對美元依賴的國際運作機制，這對阿根廷而言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而與巴西的合作是擺脫對美元依賴的一個關鍵因素。

目前，巴西的工業正在努力向黃金時代回歸。1984年，巴西工業產值約870億美元，占巴西GDP的46%，且包含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產品，例如由巴西航空工業公司（當時為國企）生產的飛機。然而，歷經新自由主義政策和私有化之后，當盧拉在2003年第一次成為巴西總統時，巴西工業占GDP的比例下滑至23.1%，工業部門的附加值（1280億美元）低于1990年的數值（1300億美元）。由此可見，在此期間，相較于其他經濟部門，巴西工業的增加值相對停滯，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份額也有所退步。

盧拉通過推動宏觀經濟激勵和生產性政策來促進工業發展。2011年，巴西工業產值達到6040億美元的峰值，盡管其所占GDP份額（23.1%）仍然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8.1%），也低于墨西哥等國家（33.6%）。隨后上任的新自由主義親美總統博索納羅嚴重影響了巴西工業，例如，2020年，政府未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新冠疫情，數百萬人感染新冠，當時的工業附加值跌至2560億美元，僅占GDP的17.7%，創下史上新低。

巴西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也是一個典型的指標。2001年，巴西的出口相當多樣化，包括第一類中的高科技產品。車輛（7.6%）、包括核反應堆在內的機械和設備（7.25%）、電子產品（5.5%）甚至飛機（6%）等高科技產品占出口總量的26.4%，總價值達154億美元。然而，20年后，同類出口商品的總價值只增長到259億美元，在出口總量中的占比下降到9.25%，在國家出口排名中處于較低位置。相反，礦石（17.4%）、油料種子和谷物（14%）、礦物燃料（13.6%）、肉類（6.5%）和鋼鐵（5%）等商品占巴西商品出口的56.5%，總價值為158.7億美元。在2001年，這四個類別總共只占巴西出口的24.86%，總價值144.2億美元。這一駭人聽聞的相對增長和絕對增長從另一個方面證實了巴西長期的去工業化進程。

新總統盧拉面臨的主要挑戰和首要任務之一是恢復工業生產，增加其附加值和技術含量，使國家再次進入發展的軌道。這不僅有益于巴西人民的福祉，也將推動其他拉美國家的發展。盧拉總統所考慮的不只是巴西一國的發展，還將區域發展納入考量——正如他在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第七屆峰會上所言：“我們必須聯合起來，建設更好的物質和數字基礎設施，建立產業價值鏈，投資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的研究和創新?！?

因此，SUR的使用可以減少阿根廷從巴西進口資源、資本和消費品（占阿根廷進口總額的19%）的美元依賴，但也有助于整合區域價值鏈，推動一體化，促進貿易和投資。汽車工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由阿根廷生產組裝并運往巴西的汽車中，原產于巴西的汽車零部件幾乎占到了這些汽車總價值的12%，反之則不到1%。

SUR將在南方共同市場發揮重要作用

正如《外交政策》雜志上周所披露的，“在這個由美國主導的時代，華盛頓擁有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能力：但凡美方認為某一國家是國際體系中的‘無賴’，就能對其施加制裁。美國的二級和三級制裁足以切斷多數國家或公司與全球商貿的聯系。憑借其強大的力量和盟友網絡，美國對地緣政治和國家行為產生了深遠影響。但是，對制裁的過度使用將削弱其有效性；一些大型經濟體或將嘗試尋找替代品，以取代西方金融體系和美元貨幣?！?

因此，除了開發結算貨幣，還需開發一個能夠繞開SWIFT和美元進行國際交易結算的機制。目前，拉美國家使用的機制是“本地貨幣支付系統”（簡稱SML，為其西班牙語名的首字母縮寫）。SML由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烏拉圭于2008年創立。目前，SML尚未得到廣泛使用，也并非基于替代美元的結算貨幣，不過，通過一定的調整，SML應該能夠支持巴西-阿根廷基于SUR的貿易。

SML是從屬于“南方共同市場”的一個機制。南方共同市場作為一個創建于1991年的南美貿易集團，包含5個成員國（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和委內瑞拉）和7個聯系國（玻利維亞、智利、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圭亞那、秘魯、蘇里南）。中國在南方共同市場的對外貿易中占27.3%，是其主要貿易伙伴。2021年，南方共同市場對中國的出口量達到982.5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29%），進口650億美元（占進口總額的25%）。

因此，如果SUR能夠取得成功，或許可以實現與人民幣的雙邊貨幣互換——尤其是在中國擁有最大雙邊互換協議網絡（據世界銀行數據）的前提下。中國人民銀行2021年的報告顯示，該行已與40個國家簽訂互換協議，總價值為4萬億元人民幣，約合5,700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