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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葛劍雄】

對于現在大家討論較多的公共史學（有的稱其為公眾史學），如果將其解釋為歷史科學、歷史學科怎樣面向公眾、引領公眾、為公眾服務，以及怎樣加強歷史學的應用功能，在這一點上，我是贊成的，而且我認為也是很必要的。

但是，這種“公共史學”對傳統史學、對史學界產生了什么沖擊？我感到，“公共史學”或者說“公眾史學”，已經被有些人和媒體誤解了。

對于我們現在所講的“公共史學”概念，國內學術界有一定分歧，有人主張就用“公共史學”，有人認為是有區別的，要翻譯成“公眾史學”，其實這主要是翻譯問題，本質沒什么區別。最早是美國學者提出了這個概念，目的是要解決他們的一個問題：當時他們培養了很多歷史專業的研究生，但學校里沒有足夠的專業崗位，沒有教職可以安排，所以就要引導這些研究生面向社會，去做一些應用性的工作，走出象牙塔、走下講臺，利用已經掌握的歷史學的研究能力，已經掌握的那些歷史知識、方法，去服務社會、增強應用性。最早的“公共史學”就是這樣產生的。在這個基礎上，他們又開發出了公共史學的課程，形成這樣一個系列。

而在中國并不存在這樣的情況，因為我們的歷史專業，無論是本科還是研究生，哪怕是在現在這樣大量招生的情況下，培養目標都是很清楚的，大量的本科生、研究生都是作為未來的應用型人才來培養的。對研究生而言，只有一部分從事研究、在高校教學，研究生教育并不是專門培養研究型人才的，實際情況就是如此。所以對中國來講，“公共史學”一直是我們史學教育的一個方向，并非是美國提出“公共史學”的概念后才這樣做的。而美國卻是在遇到困境后，才作為應對的辦法而不自覺形成的。

有些人認為“公共史學”/“公眾史學”造成了歷史學界研究方法的改變，其實這是誤解。中國的歷史研究方法，如果早一點的話，從司馬遷的時代開始，一向重視文獻以外的資料，重視口碑資料；一向重視到社會實際中去調查、去總結，這個傳統是一直存在的。對于歷史學的應用功能，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歷來都十分重視。正史、官方史書自不必說，地方史、地方志修撰從未斷絕。個人修家譜、傳記、鄉土史志等，都已形成傳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歷史學者深入實際、深入基層編寫各類史書，收集了大量史料，記錄了大量口述歷史，編寫了各種專門史、鄉史、村史、廠史、校史、家史。這些都發生于“公共史學”在美國出現之前。像歷史地理學，一向重視實地調查，講究經世致用，與公共史學毫無關系，近年來的發展與公共史學也沒有任何關系。

當然我們不應該否定公共史學的積極意義，至少它將歷史學的公共性提升到了理論高度，并且形成比較完整的理論和相關的教材。對國內外這一方面的努力，應該予以充分肯定。

但現在的社會上，包括一些媒體，甚至在史學界內部，有些人有意無意地把公共史學擴大化，將其抬高到不適當的地位，一定程度上與歷史學的民粹化現象混淆起來了。所以我們必須明確，是公眾引領史學，還是史學引領公眾？

有人指責說：歷史學界關在象牙塔里解決不了的問題，現在公眾給解決了。曾經有媒體問我，公共史學對你們有什么沖擊，你們準備如何應對公共史學的沖擊。我回答說沒感到任何沖擊，至少對我們歷史地理學沒有。

實際上，到目前為止，還找不到一個例子證明有歷史學家長期解決不了的問題是靠公眾解決的。如果有，那也只是媒體的自娛自樂或是網絡上的炒作。正像自然科學界一直都有一批所謂的“民科”，不時提出一些驚人的觀點或成果，然后強調我們廣大群眾比你們科學家還厲害。歷史學方面也是如此。

比如，有人說經過多年研究找到了明朝建文帝的下落。還有一段時間有人討論一些歷史人物，實際上都是依靠民間提供的那些“史料”，或者是出于狹隘的地方利益制造的“證據”，卻聲稱解決了千古難題，推翻了史學界的權威結論。媒體上不時見到這樣的報道，將根本不懂歷史為何物的人吹捧為民間歷史學家或某方面的專家。有人聲稱自己有新的發現，收集了很多專家不知道的史料，而他所謂的“史料”出處，包括《辭海》、某某報紙、新修的某縣志等。《辭海》是工具書，不能算史料出處，他連這一點都不清楚。

可見，現在的確出現了一種史學民粹化的現象或傾向。其實這并非中國所特有，外國包括一些西方發達國家也有這種傾向，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這一傾向首先表現為，一些人認為真正能夠研究歷史、能夠解決大問題的，不是歷史學專家，不是象牙塔里的學者，而是民間的非專業人士。他們往往曲解“高手在民間”這一說法。

其實，“高手在民間”的意思，是民間也有高手，而非只有民間才有高手。要是高手都在民間，還要專家干什么？如果民間真有水平高于專家的高手，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肯定會被及時轉化為專業人士。即使因特殊原因留在民間或保持業余狀態，那么衡量他的水平和研究成果也得使用專業標準，而不會存在另外的“民間標準”。何況這畢竟是個別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