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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7月30日，鄧稼先因癌癥逝世。在《鄧稼先》一文中，鄧稼先的好友楊振寧這樣寫道：“……鄧稼先則是一個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談話幾分鐘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實的人。他誠真坦白，從不驕人。他沒有小心眼兒，一生喜歡‘純’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認識的知識分子當中，包括中國人和外國人，他是最有中國農民的樸實氣質的人。我想鄧稼先的氣質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領導許許多多各階層工作者為中華民族作了歷史性貢獻的原因：人們知道他沒有私心，人們絕對相信他。”楊振寧曾這樣說：“中國領導人選了鄧稼先來主持中國原子彈的設計是非常有遠見的事情。”

今天是鄧稼先逝世27周年，是時候重溫他的事跡，一起緬懷他。

26歲的“娃娃博士”

鄧稼先出生于安徽懷寧縣一個書香門第之家,祖父是清代著名書法家和篆刻家,父親鄧以蟄是我國著名的美學家和美術史家,曾擔任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哲學教授。1925年，母親帶他來到北京，與父親生活在一起。他5歲入小學，在父親指點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礎。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學，與比他高兩班、且是清華大學院內鄰居的楊振寧結為最好的朋友。于1945年自昆明西南聯合大學畢業，1948年到1950年赴美國普渡大學讀理論物理。

“七·七”事變后，鄧稼先全家滯留北京，他秘密參加抗日聚會。在父親安排下，16歲的鄧稼先隨大姐去了大后方，在四川江津讀完高中，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受業于王竹溪、鄭華熾等著名教授。抗日戰爭勝利時，他拿到了畢業證書，在昆明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青”，投身于爭取民主、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斗爭。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擔任了北京大學物理系助教，并在學生運動中擔任了北京大學教職工聯合會主席。

楊振寧（左）與鄧稼先（中）于芝加哥大學

鄧稼先1947年通過了赴美研究生考試，于翌年秋進入美國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學研究生院。由于他學習成績突出，不足兩年便讀滿學分，并通過博士論文答辯。此時他只有26歲，人稱“娃娃博士”。這位取得學位剛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棄了在美國優越的生活和工作條件，回到了一窮二白的祖國。

幾雙尼龍襪子和一腦袋知識

1950年8月，鄧稼先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九天后，便謝絕了恩師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決定回國。同年10月，鄧稼先來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在北京外事部門的招待會上，有人問他帶了什么回來。他說：“帶了幾雙眼下中國還不能生產的尼龍襪子送給父親，還帶了一腦袋關于原子核的知識。” 此后的八年間，他進行了中國原子核理論的研究。1953年，他與許鹿希結婚，許鹿希是五·四運動重要學生領袖、是后來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許德珩的長女。

鄧稼先與夫人許鹿希一家四口

“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

1958年秋，二機部副部長錢三強找到鄧稼先，說“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征詢他是否愿意參加這項必須嚴格保密的工作。鄧稼先義無反顧地同意，回家對妻子只說自己“要調動工作”，不能再照顧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難。從小受愛國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從事對國家有重大意義的工作，表示堅決支持。從此，鄧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對外聯絡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現在嚴格警衛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鄧稼先就任二機部第九研究所理論部主任后，先挑選了一批大學生，準備有關俄文資料和原子彈模型。1959年6月，蘇聯政府終止了原有協議，中共中央下決心自己動手，搞出原子彈、和人造衛星。鄧稼先擔任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負責人后，一面部署同事們分頭研究計算，自己也帶頭攻關。在遇到一個蘇聯專家留下的核爆大氣壓的數字時，鄧稼先在周光召的幫助下以嚴謹的計算推翻了原有結論，從而解決了關系中國原子彈試驗成敗的關鍵性難題。數學家華羅庚后來稱，這是“集世界數學難題之大成”的成果。

“兩彈元勛”鄧稼先

消身匿跡 8年的單身漢生活

中國研制原子彈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尖端領域的科研人員雖有較高的糧食定量，卻因缺乏油水，仍經常饑腸響如鼓。鄧稼先從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點糧票的支援，卻都用來買餅干之類，在工作緊張時與同事們分享。就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他們日夜加班。“粗估”參數的時候，要有物理直覺；晝夜不斷地籌劃計算時，要有數學見地；決定方案時，要有勇進的膽識和穩健的判斷。可是理論是否準確永遠是一個問題。

鄧稼先帶著一批剛跨出校們的大學生，日夜挑磚拾瓦搞試驗場地建設，硬是在亂墳里碾出一條柏油路來，在松樹林旁蓋起原子彈教學模型廳......

在沒有資料，缺乏試驗條件的情況下，鄧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彈理論的重任。為了當好原子彈設計先行工作的“龍頭”，他帶領大家刻苦學習理論，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學研究。鄧稼先向大家推薦了一攬子的書籍和資料，他認為這些都是探索原子彈理論設計奧秘的向導。

為了解開原子彈的科學之迷，在北京近郊，科學家們決心充分發揮集體的智慧，研制出我國的“爭氣彈”。那時，由于條件艱苦，同志們使用算盤進行極為復雜的原子理論計算，為了演算一個數據，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個多月，算9次，要花費一年多時間，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為理論部負責人，鄧稼先跟班指導年輕人運算。每當過度疲勞，思維中斷時，他都著急地說：“唉，一個太陽不夠用呀！”

鄧稼先不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費盡心血，還經常到飛沙走石的戈壁試驗場。他冒著酷暑嚴寒，在試驗場度過了整整8年的單身漢生活，有15次在現場領導核試驗，從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64年10月，中國成功爆炸的第一顆原子彈，就是由他最后簽字確定了設計方案。他還率領研究人員在試驗后迅速進入爆炸現場采樣，以證實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對氫彈的研究。按照“鄧—于方案”，最后終于制成了氫彈，并于原子彈爆炸后的兩年零八個月試驗成功。這同法國用8年、美國用7年、蘇聯用10年的時間相比，創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身抱原子彈碎片 罹患癌癥去世

鄧稼先雖長期擔任核試驗的領導工作，卻本著對工作極端負責任的精神，在最關鍵、最危險的時候出現在第一線。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鈾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發的險要時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員身邊，既加強了管理，又給作業者以極大的鼓勵。

一次，航投試驗時出現降落傘事故，原子彈墜地被摔裂。鄧稼先深知危險，卻一個人搶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彈碎片拿到手里仔細檢驗。身為醫學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彈，在鄧稼先回北京時強拉他去檢查。結果發現在他的小便中帶有放射性物質，肝臟被損，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隨后，鄧稼先仍堅持回核試驗基地。

在步履艱難之時，他堅持要自己去裝雷管，并首次以院長的權威向周圍的人下命令：“你們還年輕，你們不能去！”1985年，鄧稼先最后離開羅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參加會議。醫生強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癥。他無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對自己妻子以及國防部長張愛萍的安慰，平靜地說：“我知道這一天會來的，但沒想到它來得這樣快。”

在鄧稼先去世前不久，組織上為他個人配備了一輛專車。他只是在家人攙扶下，坐進去并轉了一小圈，表示已經享受了國家所給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國慶50周年前夕，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又向鄧稼先追授了金質的“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鄧稼先與楊振寧

中國能在那樣短的時間和那樣差的基礎上研制成“兩彈一星”（原子彈、氫彈和衛星），西方人總感到不可思議。楊振寧來華探親返程之前，故意問還不暴露工作性質的鄧稼先說：“在美國聽人說，中國的原子彈是一個美國人幫助研制的。這是真的嗎？”鄧稼先請示了周恩來后，寫信告訴他：“無論是原子彈，還是氫彈，都是中國人自己研制的。

鄧小平說，如果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作為“兩彈元勛”，鄧稼先在世時，很多人問他，搞“兩彈”得了多少獎金，他總是笑而不答。有一年，楊振寧看望他，他說：原子彈10元，氫彈10元……今天，鄧先生逝世27周年，一起緬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