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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現在主推供給側改革，但筆者認為供給側改革的核心不是供給機制、供給體制的改革，也不是“去產能”、“去杠桿”等短期經濟政策，從長期看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財稅改革，上世紀美國搞供給改革的核心放在了財稅改革上，現在中國搞新供給改革的核心也應該是財稅改革，因此筆者認為2016年中國供給側改革的重點也應該放在財稅改革上。

供給側稅收改革方案等待破局

中國急需要財稅側改革化解政府債務

在中國進行財稅改革也有非常重大的必要性，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國務院關于規范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工作情況的報告透露的信息，目前全國“100多個市本級、400多個縣級的債務率超過100%”，根據國際慣例，政府債務占GDP比例如果超過60%就超過了警戒線，因為一旦超越了警戒線，政府也就失去了還本付息的能力。中國現在急需要通過財稅側改革將政府擺脫危機。

而正在中國政府正在推進的地方政府債務置換工作以及擴大赤字，只是推遲了存量債務兌付的時間，并沒有，也不可能真正解決大量地方政府債務的質量問題，要想根本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進行“財政與稅收的重整”。

綜觀世界經濟史，當人類遇到經濟危機時如果不進行財稅改革就很難走出經濟危機， 一個國家走入經濟危機或是經濟陷入停滯很多都是因為這個國家的財稅增長，無法跟隨上這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一個國家經濟在增長，其財政稅收也必須在增長，無論是拉美經濟危機，還是東南亞經濟危機，抑或是日本經濟危機，都是危機后沒有進行財稅改革，所以國家在經濟危機之后變得一蹶不振，一個國家發生經濟危機之后要想真正走出危機就必須進行財稅改革。

當年美國的羅斯福新政之所以能夠走出大蕭條，一方面靠凱恩斯主義的投資政策，但最核心的還是因為羅斯福重構了美國的財稅體系，在大蕭條之前，個人所得稅在美國是一個可以忽略不計的稅種，只是少數人才交個人所得稅，新政之后，個人所得稅成為美國的第一大稅種，在大蕭條之前，美國沒有社會保障稅，大蕭條后社會保障稅成為了美國的第二大稅種，羅斯福的財稅改革奠定了戰后資本主義長達三十年的黃金時代，而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減稅政策又將美國重新拖入了危機。

一個國家的財政稅收必須與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適宜才可以，一般純農業國家的財政稅收會占占到這個國家GDP的10%左右是合適的，中國和歐洲的古代都是這種狀況，處于工業化初期的國家財政稅收占地GDP的20%左右是合適的，在非洲和南亞的一些貧窮國家仍然處于這樣的稅收水平，一個全面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財稅稅收占到GDP的30%左右是合適的，而一個國家達到了中等收入國家水平，財政稅收一般要占到這個國家GDP的40%左右，這也是中國目前的稅收目標，而在發達國家的稅收一般占到GDP的50%左右，北歐高福利國家甚至更高。

一個國家發展階段越高，稅收就會越高，這是因為社會發展水平越高，社會分工越細致，人民對政府服務需求就會越多，人民也需要享受更高水平的社會福利、更高等的學校教育和更好的醫療水平，如果一個國家的財政稅收體系不能支撐一個國家的發展，那必然會發生經濟危機。

回顧人類歷史，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后，在頻繁經濟危機和工人運動的逼迫下，人類建立了社會保障體系，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后人類建立了社會福利體系，財政稅收都相應的進行了大幅提高，第三次工業革命至今人類沒有進行大規模的財稅調整，所以誕生了經濟危機，特別是政府債務危機。人類走出經濟危機靠的還是財稅體系的調整，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公有制之前，人類還必要靠財稅體系來維持政府運轉。人類又到了財稅體系革命必要時刻。

減稅不適合中國與世界

本輪世界經濟危機的核心是債務危機，其根源就在于上世紀美國里根開啟的減稅風潮，導致經濟危機的原因不可能再成為解決經濟危機的方法，如果再繼續減稅，增加赤字，那將面臨巨大的利息支出，這些赤字利息將極大的擠壓政府投資的空間，最終政府財政會走入“以債還債”的惡性循環。

中國正處于從農業社會向全面城市社會轉型的時期，政府在城市建設和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只會增加，很難減少。中國本來就是低稅收國家，2013年4月，IMF世界經濟展望發布了IMF成員國一般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數據，中國在188個IMF成員國排名第146位，屬于低稅國家，（見上圖）但由于中國以前有土地出讓金彌補政府財政不足，所以低稅問題沒有暴露，但隨著土地出讓金的減少，稅收不足問題將暴露的越來越嚴重。

增稅不是簡單調整稅率，而是稅收思想與征稅方式的革命

當前世界各國所采用的稅收框架，基本上是上世紀大蕭條時期建立的，后來所謂的“增稅”與“減稅”都是在框架不變的情況下調控稅率，但如果現在僅僅調控稅率已經完全無法解決問題，人類需要創立新的稅收思想與稅收框架。

因此筆者所主張的”增稅”也不是主張盲目提高現有稅種的稅率，不是加重企業負擔，而是應該以全新的理念來支撐財政轉型，是一場新的財政革命，下面幾點是筆者的思考。

中國實行“結構性調稅，增稅”的四條建議：

增加享受型產品和奢侈型產品的稅收，降低生存必須品稅收

中國應該根據不同的行業，不同的產品制定不同的標準，我建議將各種產品分為“生存必須品“，享受型產品”、和“奢侈型產品“三類，提高享受型產品和奢侈品的稅收，降低生存必須品稅收，很多品牌可以全品牌直接劃入奢侈品的行列，比如奔馳、奧迪、寶馬等豪華汽車，蘋果手機以及一些名牌服飾、珠寶，化妝品等，這樣劃分之后，就可以對這些產品進行奢侈品認定，增加征稅，并且增稅的空間非常大。而那些生存必須品可以實行普通的稅收，甚至適度減稅、免稅。

增加成熟工業品稅收，適當降低高科技產品稅收

筆者建議將工業品分為成熟工業產品和新型科技產品，對于成熟工業品則可以適當提高稅收，因為成熟工業品需要投入研發的費用非常少，只有生產費用，而新型科技產品則需要持續的研發投入，而且需要面臨全球技術競爭，可以降低稅收，鼓勵創新。

比如一個手機技術不成熟時可以賣一兩千，技術成熟后可以賣兩三百，這就是成熟產品與非成熟產品的差異，成熟產品，價格及其低廉，可以適當多征收稅收。

增加機器密集型產品稅收，降低勞動密集型產品稅收

對于產品，我們還可以分為機器密集型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勞動密集型產品可以適當減稅，對于機器密集型產品可以適當增稅，因為對于那些已經實現機械化大生產的產品，勞動生產率變的非常高，價格也變的非常便宜，即使適度提高征稅標準，價格也可以承受，比如一臺電視機1000元，征稅50%，價格升高到1500元，人們照樣買的起。而對于勞動密集型產品比如服裝、鞋則可以降低稅收，比如一雙女士皮靴的價格比一臺彩色電視機的價格還要高，期背后原因就是因為電視機是機器化生產，而皮靴更多需要手工勞動，對于需要手工勞動比較多的行業就可以減征稅收，比如中低端餐飲和理發等行業。

將稅收分為公共稅收與專項稅收

中國應該將稅收分為公共稅收和專項稅收，增加專項稅收的比重，降低公共稅收的負擔，能用專項稅費解決的問題就不要再用公共稅收，政府提供的專項服務可以適當收費以與公務員的工資支出進行平衡，政府在特定領域的建設也可以通過專項稅收加以平衡，這樣就可以降低公共稅收的復旦，從而降低企業和個人的稅收負擔。

增加稅收是中國的必然選擇，根據世界發展規律，發展中國家的稅收一般占GDP的30%左右是合適的，中等收入國家稅收占地GDP的比例為40%左右是合適的，發達國家稅收一般要占地GDP50%左右，中國已經成為中等收入國家，稅收占GDP比例應該達到40%左右，這樣政府才會有足夠的財力去解決社會問題，而老百姓一旦從高稅收中享受到好處，老百姓也是不會發對的，比如在稅收最高的北歐，幾乎沒人反對征稅。

以上是是關于中國當前經濟問題的分析與思考，世界競爭從根本上看是政府的競爭，是政府政策制度的競爭，如果哪個國家能夠創新出一套新的適應時代發展，解決時代問題的制度，那這個國家就將領導這個世界，上個世紀是美國，這個世紀希望是我們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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