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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11日，中國國家安全部曝光了一起驚人的間諜案件，美國“功勛”間諜梁成運在中國落網。他不僅竊取了大量機密信息，還被偽造成“愛國慈善家”，最終以間諜罪判處其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沒收個人財產五十萬元，終結了他長達30多年的美國間諜生涯。

很多人訝異于和平年代，間諜竟然就在我們身邊。實際上，早在今年7月21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伯恩斯出席在阿斯彭安全論壇時就曾公開表示，已經重建了在中國的情報網絡。

相比較隱秘的情報網絡，對我們而言，更直觀的感受是，美國政學產媒各界對中國的有組織抹黑，對中國內部進行滲透和破壞，試圖阻礙中國的發展和崛起。尤其是民主黨上臺后，致力于開展對華價值觀外交，十分熱衷于把中國打造為人類主流價值觀的異類。其抹黑程度之惡劣，竟連美國的反華學者都抱怨，華盛頓容不得一句真話。

這倒令我想起了六七十年前的一段往事。看完這段往事，會令人感到彼時彼刻，恰如此時此刻。

【文/傅正】

美國人素來“不關心外面的世界”，事實上，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他們對于東亞的情況仍然是一片懵懂的。1941年12月9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的兩天以后，《紐約時報》在一篇社論中鼓勵美國人民，“我們決不是孤立的”，因為“我們有像中國那樣忠誠的盟友，它有著取之不盡的人力資源”，“有了這些盟友，我們就會找到太平洋戰略的鑰匙”。

這與其說反映了美國輿論對于中國多么友好，倒不如說反映了美國輿論對于亞洲多么無知：我們美國人現在必須要跟日本人戰斗，但日本是個怎樣的國家？不知道；日本軍隊會怎么打仗？不知道；美國有哪些優勢？還是不知道。在這一刻，中國的地位就凸顯了出來。中國與日本已經進行了好幾年的戰爭，我們美國可以通過中國獲得對于日本的足夠多的情報。

事實上，美國人對于中國的了解更加欠缺。賽珍珠的小說幾乎是一般美國民眾了解中國的唯一渠道。1937年，好萊塢把小說《大地》拍攝成了電影。這部電影謳歌了中國農民的勤勞質樸。

為了拍攝影片，制作方甚至遠赴中國收集服裝道具，還從中國運來了兩頭水牛。盡管如此，我們仍然能夠輕易看出，電影對于中國農民的描繪仍然充斥著美國人的想象。勤勞、善良、吃苦耐勞，但十分貧窮，這可能就是當時美國公眾對于中國人的所有印象。

按理說，這個印象并不壞，然而它卻可能遭到利用。國際關系學家米爾斯海默在評價以色列游說集團對于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時，曾指出：

即便是那些相對較小的團體，如果它們強烈地關注某一特定議題，而其他人對此不是很關心，那么它們也能夠對政策過程施加重大的影響。

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中美關系上。直到越南形勢惡化時，普通美國人都不關心中國。1964年的一份評估報告顯示，1501名受訪者，有四分之一不知道中國的執政黨是誰。

因為無知，才會上當，因為漠不關心，才會遭到利用。美國公眾對于中國的無知給了少數人機會，讓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刻畫和涂抹中國的形象。半個世紀以前如此，今天亦復如是。

這個故事的主角有兩個：一個是“院外援華集團”，還有一個是“紅色中國院外集團”。兩者的名字比較接近，卻相互對立，它們最大的區別是前者切實存在，后者卻完全是虛構的。

“院外援華集團”起源于二戰時期的“親華”游說團體。其實這不是一個固定的組織，它的人員遍及美國的政學產媒各界。比如強硬“親蔣”議員周以德（Walter Judd）、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約翰·斯帕克曼（John Sparkman）、眾議院發言人約翰·麥克馬克（John W. McCormark）、參議院遠東分委會主席亞歷山大·史密斯（H. Alexander Smith）、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邁克·曼斯菲爾德（Mike Mansfield）、共和黨參議員杰拉爾德·福特（Gerald Ford）。這個福特后來立場有所變化，1974年接替辭職的尼克松，成為了美國第38任總統。

這些人之間的關系是比較松散的，他們之所以能夠凝聚為一股勢力，依靠的是蔣介石政權為紐帶。

其實更引人注目的是學術界和媒體界的人，因為相較于這些議員，學者和編輯可以打著“中國通”或“中國問題”專家的旗號行走江湖。有一個親臺反華組織叫作“美亞教育交流協會”，其領軍人物是耶魯大學教授饒大衛（David N. Rowe），骨干成員有吳克（Richard L. Walker）、魏特夫、威廉·麥戈文等人，后來拉進來了一些所謂的中國人，比如夏志清、吳元黎之流。在這一長串名單當中，我們姑且主要記住饒大衛這個人。

正是在饒大衛等人的策劃或者推動之下，一個所謂的“紅色中國院外集團”就這樣被塑造出來了，而所謂“紅色中國院外集團”的主要成員，其實只是美國國內那些較為理智和更有遠見的亞洲問題專家。

是的，這既是一個美國反華集團各種抹黑新中國的故事，又是一個美國人自己惡搞自己的故事。在這個故事當中，您能夠看到那些美式反共魔怔人的作派和風格，這樣的風格延續到了今天。

墜入魔怔

美國人對于中國態度的分裂起源于太平洋戰爭時期。隨著中美合作的深入，美國人對于蔣介石政權的態度變得復雜起來。這樣高度腐敗的政權是不是一個可靠的盟友？它能不能在戰后掌握中國的局勢？這些問題變得越來越難以回避。

從1943年開始，美國逐漸形成了一股對于重慶方面批判的聲音，包括時任美國駐華大使克拉倫斯·高斯（Clarence E Gauss）、中國戰區總參謀長史迪威及其顧問班子、太平洋國際學會的部分中國問題專家，以及來華的進步編輯和作家。

比如美國外交政策協會遠東問題專家畢恩來，他的英文原名是托馬斯·亞瑟·畢森（Thomas Arthur Bisson），有本書被翻譯過來的書《1937，延安對話》，大家可以找來看一看。1943年7月，畢恩來在太平洋學會的刊物《遠東觀察》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對比延安和重慶。他告誡美國政府，不要把寶押在蔣介石身上。重慶方面極其不得人心，未來中國的領導權很可能會轉移到國民黨以外的進步力量手中。誰是進步力量呢？畢恩來給出了他的答案，延安作風清廉，行政高校，深受群眾擁護。與延安接觸，應當成為美國政府的選項。

沒過多久，1943年底，駐華大使高斯也提醒美國政府，國民黨政權現在虛弱不堪，很可能不久以后會發生災難性崩潰。不幸的是，高斯的擔憂很快就變成了現實。1944年的豫湘桂大潰敗讓美國政界對于國民黨的能力產生了巨大的懷疑。尤其是史迪威與蔣介石的分裂，使得更多的人轉而批判國民黨政權。

一場圍繞蔣介石政權的政策分裂和斗爭，悄然浮現。正如浙江大學歷史系的張揚教授所言：“在某種程度上，亞洲冷戰的序幕從對華政策大辯論時已經開啟了。”

這場政策斗爭的第一批犧牲品是幾位中國問題專家，代表人物是三位叫作約翰的人，分別是約翰·帕頓·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約翰·謝偉思（John S.Service）和約翰·卡特·文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文森特的中文名叫范宣德）。后來美國右派又加上了一個約翰——約翰·金·費爾班克（John King Fairbank），他有個更為我們熟知的名字——費正清。

這四個約翰都建議美國政府不要把寶全押在國民黨頭上。后來麥卡錫主義因此攻擊他們，“四個約翰使美國丟掉了中國。”對此，費正清戲謔道，真正使美國丟掉中國的是另一個約翰——John（蔣）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