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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傅正】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提出了無產階級跟其他被壓迫階級和民族建立統一戰線的政策（當時稱為“聯合戰線”），具有鮮明的理論意義。

與歐洲資本主義強國不同，中國的無產階級比較弱小，這決定了它只能走聯合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走聯合全國各族被壓迫人民的統一戰線道路。并且，統一戰線道路還必須擴展為聯合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被壓迫民族。

統一戰線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根植于中國社會的基本性質，具有深刻的理論基礎。《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以下簡稱“《二大宣言》”）的理論基礎則來自列寧的經典《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以下簡稱“《帝國主義論》”）。要理解《帝國主義論》和《二大宣言》的理論價值，就必須追問這些問題：為什么在落后的農業國家有成立無產階級政黨的必要？無產階級政黨能夠在落后的農業國家做些什么？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曾有一段著名的表述：

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當時中國的生產力極為落后，根本不存在龐大的工人階級。這樣的國家難道不應該先發展資本主義生產力，等到工人階級隊伍壯大以后，再考慮建黨的問題嗎？

建黨初期中國共產黨黨組織的發展，圖自“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網站”。

事實上，類似的質疑在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前夜就已經存在了。1920-1921年，中國知識界爆發過一場社會主義論戰，它與“問題與主義”之爭、無政府主義論戰一道構成了五四時期的三大論戰。

在這場論戰中，以梁啟超、張東蓀、張君勱為代表的改良主義者就明確提出，中國當務之急是發展實業，而不是推行勞農專政。比如張東蓀就說：“救中國只有一條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開發實業，因為中國的唯一病癥就是貧乏。”[1]梁啟超則強調，中國目前的社會主要矛盾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有槍階級”與“無槍階級”的矛盾，因此組織“國民廢兵運動大同盟”要遠比成立無產階級政黨重要。[2]

須知這些改良主義者并不是對馬克思主義一無所知，恰恰相反，他們在不久前還宣傳過馬克思主義，他們很善于搬用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公式否定成立無產階級政黨的必要性。比如藍公武就宣稱：“試問在這種小農業和手工業的制度之下，生產器具如何去公有？”“試問我們中國現在有沒有這樣的生產方法？”“沒有，就講不到社會主義，要行社會主義，應當先去實行工業革命。等到有了可以公有的生產器具，才可以講到公有。”[3]張君勱更是當面求教過考茨基等第二國際的權威理論家，在他眼里，德國社會民主黨而不是俄國布爾什維克，才值得中國人效法。[4]

顯然，如果不對上述質疑進行有力的反駁，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無產階級運動的開展就沒有理論上的支撐，就沒有必要的正當性。這就是1920-1921年社會主義論戰的基本背景。但遺憾的是，當時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還比較幼稚，他們缺乏成熟的理論積淀，相關回應往往落不到實處。

比如李達曾這樣痛罵張東蓀：“張東蓀本來是一個無主義無定見的人，這幾年來，他所以能夠在文壇上沽名釣譽的，就是因為他有一種特長，會學時髦，會說幾句言不由中的滑頭話。他作文章，有一種人所不能的特長，就是前言不顧后語，自己反對自己。這是因為他善變，所以前一瞬的東蓀，與后一瞬的東蓀是完全相反的。”。[5]這番“批判”與其說體現了理論的自信，倒不如說體現了理論的心虛，否則李達何至于理屈詞窮而不得不進行人身攻擊呢？

陳獨秀、戴季陶等人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更存在明顯的硬傷，比如他們口口聲聲自己只反對資本主義或資本家，而不反對資本。[6]但馬克思明確指出，“資本也是一種社會生產關系。這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系。”[7]哪有把資本與資本主義決然割裂的道理呢？諷刺的是，反而是改良主義者藍公武了解這番道理，如他所說：“資本和人，雇主和工人，是不能明白劃分的”。[8]

1921年8月20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出版機關刊物《勞動周刊》，圖自“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網站”。

社會主義論戰遺留的理論問題，并沒有在中共一大上得到充分的解決。縱觀“一大”文件，并沒有只字提到相關內容。當時的共產黨人仍然是馬列主義理論的初學者。

事實上，當年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問題同樣是列寧曾經面臨的問題。按照第二國際理論家的說法，資本主義發展程度越高，越接近于社會主義；只有中西歐的無產階級才是成熟的力量，因為中西歐的資本主義最發達。這樣的經濟決定論思維直接影響了他們對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判斷。在第二國際理論家看來，“社會主義是以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為基礎的；我的國家的勝利會加速國內資本主義的發展，因而也就會加速社會主義的到來；我的國家的失敗會阻礙國內經濟的發展，因而也就會阻礙社會主義的到來。”[9]在這個邏輯的驅使下，這些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人紛紛支持本國政府的帝國主義戰爭，把“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拋到了九霄云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