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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雜志》在塞繆爾·亨廷頓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剛剛進行完一半時發行了其創刊號，恰好是在柏林墻倒塌之后和前蘇聯解體之前。此時南歐和大多數拉美國家已經發生了轉型，而東歐國家正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脫離共產主義，與此同時，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民主轉型剛剛開始展開。

總體上，在大約45年的時間里，民主化在全球范圍取得了顯著進展，實行選舉的民主國家的數量從1970年的35個增加到2014年的110個。

但是，就像拉里·戴蒙德所指出的，2006年以來發生了民主的倒退，從那時開始，“自由之家”統計的民主測評綜合分數每年都在下降。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使人們期待著阿拉伯世界置身于第三波民主化之外的狀況將走向終結，結果卻惡化為埃及重新恢復了原有的統治，利比亞、也門以及敘利亞陷入無序狀態，與此同時，伊拉克出現了新的極端伊斯蘭運動，即伊拉克和大敘利亞伊斯蘭國(ISIS)。

我們是否正在經歷全世界朝著更大范圍民主發展的總體運動的短暫挫折，就像股市調整一樣，還是說近年來發生的事件標志著世界政治的更廣泛變化以及真正的民主替代方案的出現，這一點很難確定。

無論是哪種情況，我們很難不認為近些年來民主在世界各地的表現是有欠缺的。這樣的表現一開始出現在最發達和最成功的民主國家，即美國和歐盟國家，它們在2000年代后期經歷了大規模的經濟危機，看起來陷入了一個增長減緩、收入停滯的時期。此外，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從巴西、土耳其到印度，也對本國在許多方面的表現感到失望，從而經歷了本國人民的各種抗議運動。

資料圖來源：視覺中國

反對獨裁主義政權的自發的民主運動繼續發端于民間社會，從烏克蘭、格魯吉亞到突尼斯、埃及。但是，這些運動很少能成功地建立起穩定而運轉良好的民主制度。我們有必要提出如下問題：民主在世界各地的表現為何會令人如此失望？

在我看來，在過去的一代人時間里，許多民主倒退現象發生的關鍵取決于一個重要的因素，它與制度化的失敗有關，這一事實就是許多新興的和現存的民主國家的國家能力跟不上民眾對民主問責的要求。與從威權主義政體轉向定期舉行自由而公正的選舉的政體相比，從世襲制或新世襲制國家轉變為非人格化的現代國家要困難得多。沒能建立起治理良好的現代國家是近期民主轉型的“阿喀琉斯之踵”。

1.一些定義

現代自由主義民主國家結合了三項基本的制度:國家、法治和民主問責。

這三項制度中的第一項——國家——指的是對在限定疆域內發揮其權威的強制力的合法壟斷權。國家將權力集中起來并將其用于維護和平，保護共同體免受外部敵人的入侵，執行法律，以及提供基本的公共產品。

法治是一整套體現著共同體的價值的法律，它們不僅對公民具有約束力，也對行使強制力的精英具有約束力。如果法律不能限制強權者，那么它就相當于執法者的命令，從而只是構成了依法統治。

最后，民主問責力圖確保政府行為符合整個共同體的利益，而不只是迎合統治者的私利。這通常是通過自由而公正的多黨選舉這樣的程序來實現的，盡管程序問責并不總是與實質問責一致。

自由主義民主在這些存在潛在矛盾的制度之間尋找平衡。國家產生和運用權力，而法治和民主問責力圖限制權力，并確保權力的行使符合公眾的利益。缺少約束機制的國家屬于獨裁政體。而一個處處受到限制、沒有任何權力的政治體則處于無政府狀態。

就像亨廷頓曾經指出的，在一個政治體能夠對權力進行約束之前，它必須能夠先行使權力。用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話來說：“軟弱無力的行政管理無非是糟糕的行政管理的另一種說法而已；而管理不善的政府，不論理論上有何說辭，實際上就是一個糟糕的政府。”

我們還需要在世襲制國家與現代國家之間進行進一步的重要區分。現代國家所追求的是脫離個人色彩，依據公民權而不是他們是否與統治者存在個人關系來平等對待人民。相反，在世襲制國家中，政治體被視為一種私人財產，在公共利益與統治者的私人利益之間不存在任何區分。

當今世界已經不存在任何完整意義上的世襲制國家，因為沒有人再敢像過去的國王和女王所做的那樣，宣稱擁有整個國家的所有權。不過，存在許多偽裝成現代政治國家的新世襲制國家，它們實際上屬于實行分贓制的盜賊統治國家，追求的是內部人的私人利益。新世襲主義能夠與民主共存，形成廣泛存在的庇護關系和侍從主義，政客們與政治支持者網絡在其中分享國家資源。在這些社會中，個人參與政治的目的不是追求某種理想的公益事業，而是為了發家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