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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前，我在《外交事務》撰文認為，美國正承受政治衰敗之苦。黨派政治趨向極化，資金充裕的利益群體興起，這個國家制衡的憲政體制混合了這些成分之后，形成了我所稱的“否決制”(vetocracy)。在這種情形下，阻止政府做事比利用政府來提升公共福祉要更加容易。預算危機周期性出現、官僚制缺乏流動性以及政策革新付諸闕如，是一個政治體制處在紊亂之中的標志性特點。

表面看來，2016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似乎證明了這樣的分析。曾經志得意滿的共和黨喪失了對其提名程序的控制，坐視敵意滿懷的唐納德·特朗普接手，并且因內部矛盾嚴重而四分五裂。與之同時，在民主黨一方，超級內部人希拉里·克林頓遭遇到伯納德·桑德斯出人意料的強有力競爭，后者74歲，自稱為民主社會主義者。從移民到金融改革到貿易再到收入停滯，不論在什么議題上，政治光譜兩側的大量選民都會挺身而出，反對他們認為貪腐墮落、損公自利的建制派，同時轉向激進的局外人，希望來一次滌蕩污穢的清理。

但事實上，這次混亂吵鬧的競選表明，美國的民主在某些方面處在更良好的運行當中，超出了人們預期。不論人們可能如何看待他們的選擇，在一個又一個州，選民們成群結隊地涌向投票站，從有組織的利益群體和寡頭那里奪下了政治講述的控制權。作為兩位前任總統的兒子和弟弟，杰布·布什一度看上去是共和黨的必然之選，但在(與他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一道)花去超過1.3億美元競選經費之后，他在2月間可恥地退出了競選。與此同時，桑德斯限定自己只接受小額捐款，并誓言剝奪金融精英的權力，他籌集的資金甚至多過布什，并自始至終表現得幾乎與克林頓旗鼓相當，難分軒輊。

這場選舉的真正故事在于，數十年之后，美國的民主終于對大多數民眾經歷到的不平等上升和經濟停滯做出了回應。社會階層正在回到美國政治的中心位置，壓倒了種族、族群、性別、性取向、地理之類其他分裂，這些分裂曾主導最近幾次選舉中的討論。

過去兩代人時間里，精英人士和其他公眾之間的財富鴻溝一直在拉大，但只是在今天，這一議題才正開始主導全國政治生活。真正需要解釋的并不是民粹主義者為什么能在這一周期中斬獲這樣的收益，而是為什么他們用了如此漫長的時間才斬獲這樣的收益。再者，美國的政治體制并不如很多人料想的那般僵化，那般受到有錢精英人士的掌控，即令了解到這一點已經不壞，民粹主義改革者正在兜售的藥方也幾乎全無裨益。而且，假如被采納，那些藥方將扼殺增長，加劇不適，令局面更加惡化而不是走向好轉。因之，既然精英人士已從自鳴得意的滿足中幡然醒悟，于他們而言，對他們再也不能拒絕或者無視的那些問題設計出更可行的解決方案，也就是時候了。

民粹主義的社會基礎

近些年來，較以往更難以否認的是，縱然精英人士的表現較過去更加優秀，多數美國國民的收入卻一直停滯不前，這在整個美國社會造成收入不平等的上升。某些基本事實愈發無可爭議，比如，百分之一、事實上是百分之零點一頂尖人群占有的國民財富份額上升幅度巨大。這一政治周期中前所未見的是，人們的注意力開始由寡頭的貪得無厭轉向那些被拋棄人群的窘迫潦倒。

最近出版的兩部著作以令人痛楚的細節呈現了這一新的社會現實，一本是查理斯·莫里(Charles Murray)的《分崩離析》(Coming Apart)，另一本是羅伯特·普特南的《我們的孩子們》(Our Kids)。莫里和普特南處在政治光譜的對立兩端，一位是奉行自由至上主義的保守主義者，另一位是主流的自由派，然而他們寫下的數據實際上是一致的。過去一代人的時間里，工人階層的收入下降了，高中程度或不到高中程度的白人男子收入下降最為嚴重。對這一群體而言，特朗普的口號“重振美國”是有實際意義的。但他們承受的病狀來得更加嚴重，并在有關犯罪、毒品使用和單親家庭的數據中得以揭示。(查理斯·莫里生于1943年，美國政治學家、專欄作家，奉行自由至上主義。羅伯特·普特南生于1941年，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教授。——譯注)

查理斯·莫里(Charles Murray)的《分崩離析》(Coming Apart)

回到1980年代，就非洲裔美國人下層社會的出現，當時發生過一場全國性討論。所謂非洲裔美國人下層社會，即處在失業狀態而且缺乏就業技能的大量人群，他們的貧困似乎在自我復制，因為貧困造成家庭分裂，這樣的家庭就無法向下一代人傳遞就業市場競爭所要求的那種社會規范和舉止。今天，白人工人階層實際上處在與當年黑人下層社會同樣的境地。

在新罕布什爾州的初選預備階段，很多美國人或許驚訝地發現，那里的選民最重大的關切是海洛因成癮。新罕布什爾如同美國任何一個州一樣，大致以白人居多，富于田園風光。事實上，類鴉片和脫氧麻黃堿成癮在印第安納和肯塔基這樣一些州的白人農村社區，已如同一個世紀以前可卡因藥丸在內陸城市一樣流行。經濟學家安妮·凱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在最近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展示，1999年至2013年間，美國白人非西班牙裔中年男子的死亡率上升了，而實際上，在其他每一個富裕國家，對其他每一人口群體來講，這一數字都是下降的。死亡率上升的原因呈現為自殺、毒品和酒精：將近五十萬人的死亡超出了原本的預期。這一群體的犯罪率也急劇上升。(安妮·凱斯和安格斯·迪頓均為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后者是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譯注)

然而，對這樣愈發無助的現實，美國精英人群幾乎全不在意，這尤其是因為，同一時期他們自身表現得相當出色。過去數十年間，至少擁有大專學歷的人士見證了他們的財富不斷攀升。這個群體中的離婚率和單親家庭比率降低，社區犯罪穩步減少，年輕人群重新占領了城市，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之類技術推動了社會信任并為新的社區參與規則注入了活力。對這一群體來講，那些時刻不忘看管兒女的家長是比因父母忙于工作而較少受到監護的孩童更令人頭疼的問題。

政治失敗

考慮到業已發生的這一社會轉向的規模，真正的問題就不是何以美國在2016年有了民粹主義，而是何以民粹主義的爆發沒有更早一點發生。這里確實出現了美國制度中的代理人問題：兩個政黨中沒有哪一個對這一正在敗落的群體盡職盡責。

最近數十年來，共和黨已成為商業精英和社會保守派人士的不穩定聯盟，前者提供金錢，后者提供基本面選票。商業精英由《華爾街日報》社論版代言，他們是經濟自由主義即自由市場、自由貿易和開放移民政策的堅定倡導者。是共和黨人提供了選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這樣的貿易立法和最近的貿易促進授權法案(通常以“快速通道”而為人所知)才獲得通過。顯而易見，這些立法的商界支持者獲益于不論技術熟練與否的境外勞工輸入以及全球貿易體系，這個體系令他們得以輸出商品并在全世界進行投資。共和黨人推動廢除了大蕭條時代的銀行監管體系，此舉為次級貸款崩潰以及隨之而來的2008年金融危機埋下了伏筆。并且，在思想主張方面，他們致力于為美國富人減稅，削弱工會力量，并削減一直有益于欠富裕人群的社會服務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