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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終結？

特朗普的政治聲明既令人感到迷惑又很矛盾，就像是一個自我陶醉的媒體操縱者卻沒有明確的意識形態(tài)作支撐，但是有一個議題使他博得了許多共和黨的基層選民的青睞，也是他在某種程度上同桑德斯的共通之處：設計了國家主義的經濟議程從而留住美國人的工作機會，這也就解釋為何他反對移民——不僅僅是反對非法移民，還有以H1B工作簽證留美的技術型人才，以及他為何譴責那些將工廠搬到國外來減少勞動力成本的美國公司。同時，他不僅僅批判中國操縱貨幣，同時也批判那些友好的國家，諸如日本和韓國，認為它們破壞了美國的生產基地。當然，他也猛烈地抨擊了進一步的貿易自由化，諸如跨太平洋自由貿易協定TPP以及與歐洲簽訂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TTIP。

對于任何一個上過大學基礎貿易理論課程的人而言，所有這些觀點聽起來完全堪比異端邪說，從李嘉圖的比較優(yōu)勢理論，到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全都會告訴你自由貿易將有助于在貿易伙伴間形成雙贏，增加所有國家的總體收入。確實，全球產出在過去兩代人間迅猛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世界貿易和投資在GATT（關貿總協定）以及WTO的廣泛框架下被普遍自由化，于是在1970年到2008年間全球貿易額翻了四翻。全球化使得數以百萬計來自諸如中國和印度等國的人擺脫貧窮，也讓美國積累了巨額財富。

然而兩黨精英們都認可的經濟自由化所帶來的益處，也并非無可指責。基于所有已有的貿易模型，可以得出的結論是，貿易自由化雖然可以提升總體收入，卻也可能產生不利的分配上的后果，換言之，會產生贏家和輸家。最近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從中國進口所引發(fā)的競爭使美國自1999年到2011年間損失了200萬到240萬個工作機會。

對此，貿易經濟學家的經典回應是貿易所得的利益將足以彌補失敗者的損失，甚至還有盈余，而彌補損失主要可以通過職業(yè)培訓來使得他們獲得新技能。因此，每一貿易立法的主要條款，都會伴隨著一系列工人再培訓措施，以及納入新規(guī)則來使得工人有時間去調整適應。

然而在實際應用上，這種調整往往都難以落實，并以失敗告終。美國政府運營了47個互相獨立的聯邦職業(yè)再培訓計劃（經整合后大約仍有十多個），在州一級更有數不清的類似計劃，而這些計劃大多都無法將大量工人輸送到更高技能的崗位上，這一部分是落實環(huán)節(jié)出現問題，同樣在理念上也存在問題：計劃本身也不明確到底何種教育才能將一位55歲的裝配線工人培訓成一個程序員或網頁設計師。同時，標準貿易理論也從不考慮投資的政治經濟邏輯。早期支持工會制度的一個論點認為，資金永遠比勞動力更占有集體行動上的優(yōu)勢，因為資金更集中，也更容易協調，然而這一論點自上世紀80年代起就不再適用于美國了，資金只隨著其流動性的提高而更有優(yōu)勢，而其流動性是如今這個全球化時代所賦予它的。工會所謂的談判優(yōu)勢很快就被一些不受工作地點限制的員工所破壞了，這些員工不僅馬上可以在當前的國家工作，也可以到一個完全不同的國家工作。

美國與其他發(fā)展中國家的用工成本差異實在太過巨大，以至于我們無法想象到底何種政策才能最終保住大量低技能的工作，有可能甚至連特朗普自己也不會相信鞋子和襯衫能由美國自己生產。世界上每一個工業(yè)化國家，包括那些致力于保護生產基地的國家，如德國和日本，都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歷了相對生產比重的下降，就算是中國自己，如今也開始失去工作崗位，將低技能工作讓位于自動化，或不敵其他有更廉價勞動力的生產地，如孟加拉國和越南。

從德國的經驗來說，復制美國的道路并非唯一途徑。德國的企業(yè)領袖們從不試圖去破壞工會的力量；至今，德國人的工資仍是通過員工和工會之間、由政府協調的談判而達成，結果就是，德國的用工成本高出同水平美國人約25%。然而，德國仍舊是世界上第三大出口國，雖然德國從事生產的就業(yè)比重呈現降低趨勢，但是這一比重一直都高于美國。并不像法國和意大利從法律入手保障工作，德國人從來不設立復雜的勞動法去保護現有的工作，反而在總理施羅德2010年的改革議程下，辭退多余的員工變得更加容易。同時，國家對于改善工薪階級的工作技能也投入了大筆資金，主要用于其學徒計劃和其他對就業(yè)市場的積極干預。除此之外，德國人也注重對國家供應鏈的保護，防止無窮盡的外包行為，可以將它的中小型企業(yè)與大型企業(yè)聯結在一起。

在美國則截然相反，經濟學家們和公共知識分子們將制造業(yè)經濟轉向后工業(yè)時代的服務經濟視作一個不可避免的，甚至是應該歡迎和加速的過程。就像老式趕馬車用的鞭子已經過時需要更新，生產工人也應該自己更新技能，成為知識與技能兼具的工作者，從而適應如今這個靈活的、有外包也有兼職的多元化新經濟時代。在這一時代，他們的知識將給他們帶來更高的收入。但是，除了偶爾有些動作，兩邊的政黨從不認真對待“技能更新”，并不將其當做一項必要調整進程的重心，他們也從不投資那些可以使工薪階層免受損失的社會計劃。所以那些白人工人，就和早些年的美國黑人一樣，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存活于社會。

2016年4月，一個選民來到位于威斯康辛州的密爾沃基的投票站，參與總統初選投票（圖片來源：路透社）

本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本可以過得完全與眾不同。如今的中國人不再操縱貨幣來提振出口，如果硬要說中國有操縱，那他們最近也在努力為人民幣保值以防止資本外逃，但他們確實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0-2001年的網絡崩潰時期操縱了貨幣。華盛頓本來完全可以威脅，或者強加關稅來抵制中國的進口產品，但這也包含了一些風險：比如消費者價格會上升，如果中國因此而拒絕購買美國國債，那么利率也有可能隨之上升。但是這個可能性并沒有被美國精英們認真對待，因為他們擔心這將引發(fā)保護主義的災難性下滑，而精英們的一時忽視所導致的最終結果就是，美國在接下來的十年中損失了超過200萬個崗位。

再向前邁一步？

特朗普可能已經揪住了美國社會所存在的一些現實問題，但是希望利用如今選舉的這個時機去改革，卻并不是一個好時機。你不能通過強行單邊征稅或者刑事控告美國跨國公司的外包行為，一下子松開已經存在50年的自由貿易政策。如今，美國的經濟與世界其他各國緊密聯系在一起，一旦全球回歸貿易保護主義，必然將會引發(fā)實質性的危機。特朗普建議廢除奧巴馬醫(yī)改計劃將會讓百萬工薪階級的醫(yī)保打水漂，而且他只惠及富人階層的減稅計劃將會在未來十年給美國增加10萬億美元的財政赤字。這個國家確實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但是他應該是一個真正能讓政府有效運轉的制度重建者，而非一個僅憑個人喜好嘲弄既有制度的煽動家。

盡管如此，如果精英階層要真正地關心社會不平等和那些身處衰退中的工薪階層，他們就需要重新思考他們在移民、貿易以及投資領域長久以來所扮演的角色與作用。比較明智的做法是去看是否可能在不傷及本國經濟和全球經濟的前提下從全球化浪潮中全身而退，并以犧牲一小部分國家收益來換取更多的國民收入平等。

顯而易見的是，一些改革相比于其他改革有著更大的可行性，其中移民工作是最具理論可行性的一大改革。對移民的整體綜合改革已經實行了十多年，而現如今因為兩個原因失敗了。第一，反對者反對“大赦”，因為這會給非法移民成為美國公民的機會，第二個原因和執(zhí)行有關：有批評指出現存已有的法律并沒有獲得有力的執(zhí)行，而且盡管先前做出承諾要落實它們，這一承諾也沒有兌現。

政府可以驅逐1100萬非法移民的想法是相當不現實的，而且他們中絕大多數的孩子已經擁有了美國國籍，所以一些“特赦”就顯得不可避免。對移民的批判是對的，但美國在執(zhí)法方面已然十分松懈。要正確合理地處理這件事情并不需要在城外樹立一堵墻來阻擋移民，反之一些其他方式會更有效，比如植入一張生物識別身份卡，或向法院和警隊投入大量資金，或是通過政治意志或手段來制裁那些違反法規(guī)的員工。對合法移民施加更多限制性政策，比方用大赦一部分移民來換取一些更嚴格的新法規(guī)的落實，將不會帶來經濟上的損失。早在1924年，政府就曾經這樣做過，平等的道路被鋪平，并且在上世紀40年代到50年代迎來了美國尊崇平等的黃金10年。

除了批準跨太平洋貿易伙伴協定（TPP）這種沒有風險的交易外，美國的貿易與投資很難再往前發(fā)展，面臨著前途迷茫的窘境。如今世界越來越多地鼓吹經濟國家主義，華盛頓要推翻這一進程——現有的自由主義國際體系就是建立和維持在這一基礎之上——將可能引發(fā)一系列報復行為與后果。一個可能的切入口是嘗試說服美國的那些跨國公司，將他們所擁有的兩萬億美元的海外現金拿回本國做投資。另外，如今美國的公司稅稅率是經合組織中最高的，如果能將這些稅率大幅削減，同時減少那些企業(yè)協商所獲的稅收補貼和稅收減免，這種政策將有可能得到兩黨的支持。

另一個倡議可以是大量重建美國的基礎設施。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預計，到2020年，美國需要花費3.6萬億美元來徹底更新國家基礎設施。美國可以以低利率貸款1萬億美元來啟動這個龐大工程，這不僅能提供大量工作崗位，更能從長遠提升美國的生產力。希拉里計劃動用2750億美元，但是這個數字實際上是杯水車薪。

但是不論美國試圖完成上述兩個目標中哪一個，都將會遇到美國政治體系中的運轉無能，比如它的“否決政治”就既不支持稅收改革，也反對投資基礎設施。美國的體系賦予那些組織有序的利益集團輕易阻礙立法的權力，也讓他們可以從新提案中輕易謀利。所以，要修復體系漏洞，減少否決權和簡化決策程序都應該要提上議事日程。必要的改變還應該包括廢除否決政治，取消選舉預算，簡化復雜立法，并且轉化為更小型的、有更多專家參與的小組，從而為國會上下提供整合的解決方案。

這就是為什么特朗普和桑德斯的出現可能預示著一個巨大的契機。由于他的個人主張，特朗普與共和黨的正統思想決裂了，這一正統思想自里根時代開始流行，主張低稅率，建立小型安全網絡，這些主張都以公司利益為先，遠勝過對工人利益的關注。相類似的，桑德斯也號召了左派采取抵制行動，而這些左派2008年就開始走下坡路了。

“民粹主義“是政治精英們貼在民眾支持的政策上的標簽，盡管他們對這些政策并不喜歡。當然，我們也無法讓民主黨選民總是做出明智的選擇，尤其是在這個全球化導致政策決策愈發(fā)復雜的時代。但是精英們卻也老是無法做出正確的選擇，他們被公眾拉下臺時常常暴露了他們自己的立場。動員民眾這個方法也很難評判其利弊：他們在改革時代和新政期間，確實做了很多壯舉，但也有不少令人失望的事件，比如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歐洲。實際上，美國的政治體系一直處于衰弱中，只有當憤怒的民眾遇到了明智的領導人，這種體系的衰弱才可能被制止。值得慶幸的是，如今出現一位智者來領導美國還不算太晚。

（青年觀察者宋祎琳譯自2016年7-8月號美國《外交事務》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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