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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馮賢亮】

康熙二十八年（1689）正月初一，江南天氣很好，來往拜年的人們似乎也多了喜氣。在上海等地，過年還有放燈的風(fēng)俗，不過到這年十二日，人們都沒看到燈會，令人有些悵然。

元宵節(jié)的前一天，在官衙里工作的人們，已經(jīng)聽說康熙皇帝早在初六日出了京城，南巡江浙。這方面的消息，普通百姓知道得要滯后一些了。

官方內(nèi)部的確切信息要早得多，提督楊將軍接到了正式通知，必須在十三日與江寧巡撫，前往接駕，地方各府縣官們要準備好彩色布幔，拉船纖夫等。

康熙到了宿遷，與隨行的各大臣說：“朕未出京時詢戶部，知江南全省所欠歷年錢糧，自十九年起，共結(jié)二百二十余萬兩。昨入宿遷境內(nèi)，觀民比往歲南巡稍加富庶，則知朕連年觸免錢糧，大有益于民也。” 康熙對其親政后民力復(fù)蘇、社會繁榮的局面，頗有得意之色，所以乘興又說：“今再將歷年積欠錢糧盡行蠲免，使官無參罰之累，民無催科之擾。”對自己也提了要求：“朕在宮中，一絲一粟不敢虛耗。古人藏富于民，使民安居樂業(yè)，可慰朕心！”

皇上的話是金口玉言，說要減輕百姓負擔(dān)，地方官自然會嚴格遵照執(zhí)行，所以當康熙的話傳到南方后，讓民眾實感皇恩浩蕩。上海縣吏姚廷遵在其《歷年記》中，就寫下了“天語惶惶”的感言。皇上的口諭，很快由各級地方官負責(zé)印刷告示，到處張貼，一時民情大悅，萬姓歡騰。

一路上行程迅速，一二月初二日，康熙一行就到了蘇州，各地官百姓跪在路旁迎接，看到皇上的圣駕，都高呼“萬歲”。康熙高興地回應(yīng)他們：“你們江南百姓俱有壽！”

這個江南最為繁華富庶的地方，著實讓康熙流連忘返。康熙住了整整四天，游了虎丘，看了萬壽亭，其間還游了靈巖山寺，大和尚出來拜見。康熙問：“你在山中曾見龍虎么?”大和尚答：“虎是時常見的，龍是今日始見。”康熙又問：“你有老婆否?”大和尚恭敬地回答：“和尚有兩個老婆：一個姓湯，一個姓竹。”康熙大笑，覺得大和尚很是機智，賞了白銀二百兩。

初七日到嘉興府。初十日到了杭州。杭州風(fēng)光之美，更讓康熙舒心。第二天就入西湖游玩，遍歷四周名山。十四日以后去了紹興，祭拜大禹陵，次日仍回到杭州西湖行宮過夜。十六日去了靈隱寺，每到地方，都看到有乞丐擁擠著跪在路邊，哀求賞賜，康熙很慷慨，每人都賞銀一錠。結(jié)果，第二天來乞討的人更多，康熙下令調(diào)取關(guān)稅銀三千兩，每人打賞五錢。這樣的賞法，連續(xù)搞了三天。

二十日仍回到蘇州，所經(jīng)之地都是水鄉(xiāng)澤國，路上漁船都停在河道邊接駕。隨從康熙的官船上都用栲栳裝滿大錢，每遇平民漁船，就散錢打賞，結(jié)果民心大悅。

南巡的日子確實讓康熙十分開心。起初他打算南巡的時候，有大臣還上疏阻止說：“圣駕一出，恐勞民傷財。”康熙不以為然，說：“我去，必益于民。”他一入江蘇境內(nèi)，先是赦免江南省歷年拖欠白銀二百二十余萬兩，到浙江，到處散錢給乞丐、漁民等貧民，看來真的是“益于民”了。

故宮的秋色  圖自“故宮博物院”（https://www.dpm.org.cn/Home.html）

康熙還指出：“江浙乃人文之藪，每歲科考試，秀才入學(xué)，與鄉(xiāng)試舉人中式，必該放額，爾督撫酌議名數(shù)具奏。”此外，其南巡經(jīng)過之地，相關(guān)府縣地方官根據(jù)不同情況得到獎賞;其犯罪囚禁的人，除十惡不赦外，其余死罪徒流，盡行釋放，這簡直是“重見天日”。以致后來有人感動地回憶說，康熙南巡的恩澤，即使是堯舜之君也不過如此。

這是康熙大規(guī)模南巡之舉的第二次。第一次開始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月，湯斌任江南巡撫，諸事儉約，輕騎簡從，到蘇州時就住在織造府衙中，遠沒有這第二次來得奢華。盛世巡游江南，在清代好像是一種昭示。后來最成功的仿效者僅乾隆一人而已。

康熙南巡共計有六次，除正史記錄外，野史筆記中都有這位圣主南巡期間的實錄和奇聞趣事，十分精彩。第三次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第四次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第五次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第六次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后面三次巡游，間隔均只有兩年。無錫人孫靜庵說，康熙的六次南巡，是“天恩溫諭，莫可彈述”，最后的一次南巡中，康熙去了無錫惠山的寄暢園。園中有一棵碩大的橡樹，樹齡據(jù)說已達千年。康熙十分喜歡，經(jīng)常撫玩不止，回去后憶起此樹，還問長得好不好。海寧名士查慎行有詩贊此樹稱：“合抱凌云勢不孤，名材得并豫章無。平安上報天顏喜，此樹江南只一株。”然而，就在康熙盛大的南巡活動結(jié)束后不久，這棵樹就枯死了。

在很多史料記載和人們的印象中，康熙一朝，往往與其孫乾隆一代并稱，說是“康乾盛世”。康熙朝的景象，的確有令人振奮的一面，然而民生的艱辛與天災(zāi)的頻仍，在康熙朝依然俯拾皆是，令人難以忘懷。

湯斌是康熙朝的名臣，字孔伯，號荊峴，又號潛庵，河南睢州人，順治九年(1652)進士。當時準備修《明史》,湯斌大膽地提出：“《宋史》修于元至正，而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于明洪武，而亦著丁好禮、巴顏布哈之義。”他援前朝先例，認為史書修纂應(yīng)秉筆直書，不應(yīng)該有所諱飾，明末清初的史實書寫也應(yīng)如此：“順治元年、二年間，前明諸臣有抗節(jié)不屈、臨危致命者，不可概以叛書。宜命纂修諸臣勿事瞻顧。要將明末清初的史事完全不作曲筆，顯然要冒天下大不韙，觸及清朝的隱諱。湯斌的提議雖遭到其他降清大臣的強烈反對，但順治并未罪責(zé)他。

康熙十七年(1678),湯斌被詔舉為“博學(xué)鴻儒”,接連擔(dān)任翰林院待講、《明史》編修、日講起居注官、浙江鄉(xiāng)試正考官等職；二十一年時，還被任命為《明史》總裁官。二年后，他升任內(nèi)閣學(xué)士，康熙認為他的操守高潔，讓去擔(dān)任地位重要的江寧巡撫。在多方面看來，這是天大的肥缺。何況康熙這么看重他，臨行前還欽賜鞍馬一、表里十、銀五百兩。十月份，康熙迫不及待地開始了他盛大的南巡活動，到蘇州后，接見了他的這位愛臣，并說：“向聞吳閶繁盛，今觀其風(fēng)土，尚虛華，安佚樂，逐末者多，力田者寡。”對江南的社會現(xiàn)實，康熙表現(xiàn)了一點憂慮，所以他告誡湯斌：“爾當使之去奢返樸，事事務(wù)本，庶幾可挽頹風(fēng)。”江南城鄉(xiāng)的奢華之風(fēng)，確實令人感到擔(dān)憂。太湖中的洞庭東山，居然已都是“華屋康衢，熙來攘往”,一派樂土氣象，時人稱為“與城市同風(fēng)”。豪富人家，大行奢侈之風(fēng)。秦興的季氏，康熙變間已富甲天下，家居有圍墻數(shù)里，外面有復(fù)道，六十個壯年男子攜警鈴時刻巡邏，他們每月除了領(lǐng)取工資外，每天晚上可得高郵酒十壇、燒肉三十盤的待遇。

康熙九年(1670)時，天氣一直陰雨，季家恐衣物霉壞，令家人在庭院中曬裘皮，有紫貂、青狐、銀鼠、金豹、猞猁等名貴皮草，都放開捶打，結(jié)果打下的獸毛有三寸厚。家中還蓄養(yǎng)優(yōu)伶，有女樂三部，每個戲子穿著的服飾價值巨萬。季家人習(xí)慣夜生活，晚睡晚起，日上三竿才起來，一般是喝人參、龍眼等湯；梳洗完了，早已是中午了，飯后就玩唱歌曲，或吹洞簫；然后又要補晚妝，開夜宴。所以當時人娶季家女人的，絕無聲色之娛，只有伺候之煩、經(jīng)營之累。有個翰林院修撰娶了一個季家女子，結(jié)果伺候之煩，令他“涕泣廢飧”,覺得還不如送回季家廝養(yǎng)，就又遣送回去了。富庶人家這樣的豪奢舉動，自然會影響到社會風(fēng)尚，難怪康熙會受震動了。

對于康熙的囑托，湯斌在巡撫任上時刻不忘。他很注意整頓社會風(fēng)氣，下令各州縣建立社學(xué)，宣講《孝經(jīng)》、《小學(xué)》,修建“泰伯祠”和宋代范仲淹、明代周順昌的祠廟，對有傷社會風(fēng)化的婦女入廟燒香游觀的行為予以嚴禁，焚毀民間五通神等淫祠，不準胥吏、倡優(yōu)穿衣著帛，禁毀淫詞小說。不久，江南風(fēng)俗為之一變,“教化大行”。同時，他又十分體恤江南百姓的疾苦，提出了許多減免賦役的措施，大得民心。康熙二十五年(1686),湯斌將去北京擔(dān)任禮部尚書。離任消息傳出后,“吳民泣留不得，罷市三日”，體現(xiàn)了江南民眾對他的愛戴之心。

《四庫全書》中收有《湯子遺書》十卷，另有《潛庵湯大司空遺稿》(康熙二十九年刻本)、《湯文正公集》(同治十年刻本)兩書，內(nèi)容大多是湯斌的從政文集。這些文集中的許多內(nèi)容，反映了康熙盛世背景下江南民生的艱難，百姓賦役的沉重，這是論說康熙盛世的人們都不太情愿認識的另一面。

《康熙南巡圖卷》局部

譬如，湯斌曾向康煕上疏指出：“蘇、松等處賦額繁重，雖在豐年，所入常不敷所出。乃十八、十九兩年異常災(zāi)荒，逋欠獨多。今年之尾欠，即為來歲之帶征。下年之未完，又為次年之并比。陳陳相因，日以增益。小民終歲胼胝，不過畝收石粟，欲正供之外，兼完積逋，勢必不能。”如果上年的錢糧交不出來，來年的日子必定更為難過。官府只有完納催科的職責(zé)，只有天天敲撲百姓，才能稍微緩解政府賦稅任務(wù)的壓力。因此，他認為不能只看到江南是帝國財賦重地、江南生活繁華的一面，也應(yīng)看到民生艱難、賦役沉重的另一面，向康熙懇切地提出，要減免江南賦稅緩解民困。他說：

“蘇、松土隘人稠，一夫所耕不過十畝。而倚山傍湖，旱澇難均。即豐稔之歲，所得亦自有限。而條銀、漕白、正耗，以及白糧經(jīng)費，漕贈五米十銀，雜項差徭，不可勝計。而仰事俯育， 婚嫁喪葬，舉出其中。終歲勤動，不能免鞭撲之哭。故蘇、松俗好浮華，而獨耕田輸稅之農(nóng)民艱難實甚。兩府與常、鎮(zhèn)、嘉、湖皆壤地相接，而賦額輕重懸殊。即江、浙、閩、楚并號財賦之鄉(xiāng)，區(qū)區(qū)兩府田不加廣，而可當大省百余州縣之賦，民力所以日絀也。”

湯斌勤政清廉，在他上京的第二年，就因病而卒。

其間，有人還在朝廷上批評他在蘇州時的文告中有“愛民有心，救民無術(shù)”之語，暗含對皇上的譏諷，康熙自然不高興，讓湯斌解釋清楚。湯斌只好說自己“資性愚昧，愆過叢集”，愿意接受處分。

除了良臣能吏，當時的基層社會還有大量奸臣貪吏，為害一方，使百姓飽受痛苦。

三藩之亂平定后，康熙曾下詔要蠲免丁糧，湖南是戰(zhàn)爭重災(zāi)區(qū)，應(yīng)免十多年銀糧，地方官員卻依然征斂如故。當時只有湘潭貢生石侖森，敢講湖南地方官吏的貪虐殘暴，上京控訴。在他的《陳情紀事》中說：“雖皇恩浩蕩，湖南不沾涓滴，百姓反罹苦害。……湖南洞庭阻隔，全無忌憚，竟成鬼域。民有冤情，一控督憲，即觸撫怒，底死不釋。”對湖南官場進行了有力的鞭撻，“湖南巡撫以下，疾之若仇”。后因武昌民變，石侖森被誣入獄，死得十分悲壯。

江南，是清代經(jīng)濟最為發(fā)達的地區(qū)。繁華的背后，卻有無數(shù)民眾勤苦勞作的身影。日常生活中，不時有重賦繁役的壓迫，即使沒有天災(zāi)的影響，也已相當辛勞了。

先看一部上海縣衙小吏姚廷遴的生活記錄《歷年記》。姚廷遴，字純?nèi)纾鞔t(yī)姚永豐之孫、浙江布政使姚永濟之從孫。《歷年記》所述內(nèi)容，始于明崇禎元年，終于康熙三十六年，差不多是姚七十年間的親身見聞錄，對當時官場生活、吏治興廢、年歲豐歉、物產(chǎn)風(fēng)俗等，都有詳細的反映，是一般正史所不具備的。

《康熙微服私訪記》劇照 

從順治十八年順治帝駕崩、康熙登極開始，至康熙三十五年的記載來看，差不多每一年都不像風(fēng)調(diào)雨順的樣子，不是農(nóng)業(yè)歉收，就是棉花價格低落，或者水旱災(zāi)害不斷，哪里有盛世的太平景象?

譬如，康熙元年(1662)，春間因舊歲大小兩熟全荒，米價驟貴，民大饑；八、九月盛行疫痢，十家九病。康熙三年，棉花、水稻俱歉收。康熙九年，正月開始多雨，到四、五月又多雨，六月十一日發(fā)生大風(fēng)潮，發(fā)大水，坍壞草房及舊屋無算。康熙十五年三月大雨，農(nóng)作全荒，夏季米價暴漲。康熙十九年一月，米貴至極;春季種棉花的大荒;秋季晩稻全死。康煕二十八年七月，棉鈴都脫落在田，晚稻被蟲咬死，至有全荒者，竟變?yōu)榇蠡哪辍？滴跞辏合挠晁伲铀莺裕久缃詨模嗟貛装倮铮飪r騰貴。等等。《歷年記》都是這樣的記載。

同樣是上海縣人，葉夢珠的《閱世編》,記載有點流水式，災(zāi)荒情況與《歷年記》基本一致。聊舉數(shù)例：康熙二年(1663)六月至十月終，從松江府城到上海縣，到處傳染疫病;一家數(shù)十人中，有一人不病的十分罕見。康熙三年八月，發(fā)生風(fēng)暴潮，海水泛濫成災(zāi)。康熙五年六月，暴風(fēng)驟雨，發(fā)生大水災(zāi)，坍毀民居廬舍無數(shù)。康熙九年四月、六月分別出現(xiàn)大水災(zāi)和大潮災(zāi)。康熙十七年，自六月望后到十一月，發(fā)生大瘟疫，死亡人數(shù)眾多。康熙十八年，山東、河南、江南等地都發(fā)生大饑荒。康熙二十八年秋天，松江府地區(qū)農(nóng)業(yè)歉收嚴重。等等。這些情形，反映的是盛世景象的另一面。

離上海不遠，西面的浙江省有一個小縣，叫嘉善，那里也是人多地狹，生計迫促，雖有水鄉(xiāng)澤國之勝，也常常難免天災(zāi)人禍。明末清初嘉善縣的一位士紳較為詳細地記錄了崇禎十三年（1640）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嘉善地方的大事。這里也稍舉一些事例。

康熙元年，嘉興知府張漢杰到嘉善縣，征討民欠錢糧，杖殺百姓無數(shù)。康熙二年，七月初十，張漢杰又來到嘉善，比征順治九年、十一年條銀，十二年牛角銀，十三年海塘銀，十四年河工銀，民眾無以為生，紛紛罷市；十三日，知縣鄒度竑因為白銀征收晚于期限，被革職;八月初四日，有李姓小民因為不能完成錢糧任務(wù)被抓，在獄中自殺了。康熙四年正月，新年剛過，知縣葉蘊下令全征條銀，對民眾實行嚴刑拶夾，以致民不聊生;西塘寡婦卞氏，只欠白銀五錢，就活活被杖死;縣城居民朱爾宏媳婦顧氏，因欠灰石銀四錢，被勒令自殺。康熙七年正月，縣丞李金枝拘禁了十多名欠銀的生員;六月中旬地震成災(zāi)，縣丞李金枝沒向上級政府報災(zāi)。康熙十年初，饑荒嚴重，鄉(xiāng)村百姓都挖鳧茨、草根、榆皮為食，餓殍載道。康煕十一年，六月至七月，蝗災(zāi)嚴重，晝夜飛聲不絕，知縣居然不報災(zāi)。康熙十六年三月，民間發(fā)生大疫，農(nóng)業(yè)歉收，縣政府卻照常嚴酷征比條銀。康熙十八年四月至八月，江南大旱，兼有蝗災(zāi)，縣政府依然嚴征稅銀，以致民怨沸騰。上述這些事例，都有力地說明了康熙朝中國地方民生的許多疾苦情況，揭示出康熙時期別樣的景象。

本文摘自《從康乾盛世到驚天巨變》，原標題為《盛世景象的“另一面”》。觀察者網(wǎng)經(jīng)作者授權(quán)轉(zhuǎn)載，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