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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亞事件后，歐洲追隨美國參與對俄制裁，這既是美國施壓后的不得已而為之，同時，因歐盟自身也面臨輿論轉向“大西洋化”的壓力，所以強化對俄立場有源可尋。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德國立場的變化。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隨著德國愈來愈在歐洲事務中發揮主導作用，中生代政治精英逐漸對俄羅斯國內政治保守化趨勢不滿；在克里米亞事件、馬航事件等的催化之下，德俄關系迅速惡化，成為這一波美歐趨于聯手的重要背景。

烏克蘭同歐盟聯系國協定已于2017年9月正式生效。此前波羅申科曾提出，將迅速采取行動，與歐盟簽署政治和經濟協議。然而，時任法國外長法比尤斯卻強調，“當波羅申科說出聯系協議是烏克蘭成為歐盟成員國的第一步時，我同我們的歐洲伙伴對此進行了討論，大部分人并不這樣認為，這很清楚”。[2]法比尤斯這里所說的“大部分人”是指不贊同烏克蘭加入歐盟的大多數歐盟國家，首先指德國和法國等“老歐洲”國家，他們不但擔心烏克蘭的加入會過多刺激俄羅斯，而且更擔心歐盟現在的內部問題堆積如山，而一旦發展水平和治理狀況遠不樂觀的烏克蘭加入，勢必會引發更多麻煩，還會大大削弱歐盟的決策能力。

相比之下，歐盟的新成員國則態度迥異，以與烏克蘭互為鄰國，貿易關系密切的波蘭為例，如果烏克蘭能夠“入盟”，則有利于波蘭市場擴張和經濟能力提升，加之美國對其的特殊影響力，力挺烏克蘭“入盟”自然成為波蘭國策。然而，至少在目前情況下，烏克蘭“入盟”還得由“老歐洲”的多數成員國加以定奪。

就歐盟而言，更為緊迫的問題是俄羅斯、歐盟與烏克蘭的能源關系。雖然歐盟已經幫助烏克蘭向俄羅斯支付了大量天然氣欠款，但這只是所有欠款的一小部分。同時，連續多次三邊能源對話，也遠沒有解決關鍵的天然氣價格問題，歐盟還不得不承受更多來自俄羅斯的壓力。

更為重要的是，“北溪-2”天然氣管道在建設期間一直遭到來自美國的反對與阻撓，拜登上臺后雖稍有松動，但仍對俄羅斯繼續施壓，而德美在落實“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協議方面也仍存變數。在其他地區事務上，無論是伊朗核問題的六方會談，還是面對敘利亞危機，歐盟都只能與俄羅斯打交道，而完全沒有烏克蘭可以參與的空間。

北溪-2管線 圖自德媒

烏克蘭危機后，一個變化趨勢是歐盟國家開始反思“東部伙伴計劃”。無論是德國還是法國都對排他式的區域一體化進程重新有所認識，認為這樣一種排他式的安排，至少導致了烏克蘭問題的沖突激化。學界和輿論則比官方立場更進一步，法德兩國民意對于烏克蘭沖突的態度，經常遠比官方更為中立。同時，特朗普執政之后，不僅在北約軍費開支問題上對歐洲盟友進行毫不留情的打壓，而且在“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上蠻橫地直接向默克爾施壓，因此促使包括德國在內的歐盟主要國家在烏克蘭問題上更多地傾向于以歐洲方式——比如 “諾曼底模式 ”或 “明斯克模式”，來尋求危機的解決之道。

其次，從美國和歐盟對烏克蘭的政策目標及其實施狀況來看，有以下三種情況。第一，美歐一致推進的政策領域。這些政策是基于美歐近似的地緣政治與意識形態立場。美國地緣戰略理論家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于1994年初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志撰文提出，一個健康穩定的烏克蘭是制衡俄羅斯的關鍵力量，此為他所倡導的冷戰后美國新大國戰略的核心立場。他寫道：“沒有烏克蘭，俄羅斯就不再是一個帝國，但一旦烏克蘭被征服，俄羅斯就會自動成為一個帝國，這一點無論怎么強調都不為過。”文章發表后，美國、英國和俄羅斯通過《布達佩斯宣言》，承諾尊重烏克蘭的獨立和主權，以換取烏克蘭成為一個無核國家。

烏克蘭危機發生后，美歐共同致力于恢復烏克蘭領土和主權完整，不承認俄羅斯對克里米亞的主權，并鼓勵俄羅斯通過明斯克協議解決頓巴斯沖突。同時，美國及其盟友也對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動采取了報復性行動。多年來，華盛頓對數百名俄羅斯人以及俄羅斯的一些經濟部門實施了制裁，涉及國防、能源和金融等領域。歐盟、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日本也對俄羅斯實施了類似的懲罰措施。

2015年2月11日，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俄羅斯總統普京（前左一）、法國總統奧朗德（前左二）、德國總理默克爾（前右二）和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前右一）就烏克蘭危機舉行會談。圖片來自新華社/法新

第二，政策具體實施過程中，美歐各有側重。在法德斡旋和參與下，俄烏兩國于2014年和2015年先后簽署了《明斯克議定書》、《履行明斯克協議綜合措施》（新明斯克協議）。協議要求烏克蘭政府與烏東民間武裝停火，撤出重型武器，烏克蘭控制其與俄羅斯的邊境，并允許其中某些地區舉行地方選舉且給予其特別政治地位。美國對此表示支持。

然而，對美國而言，烏克蘭是其對外援助首選目的地，美國平均每年向其提供2億多美元援助，且為回應俄羅斯的干預，華盛頓加強了對烏克蘭政府的支持，每年提供6億多美元的發展安全援助。美國軍方為烏克蘭提供訓練和裝備，包括狙擊步槍、手榴彈、發射裝置、夜視設備、雷達和反坦克導彈。北約每年與烏克蘭舉行聯合演習，包括“海風”聯合海上軍事演習和快速“三叉戟”多國軍演等。正是在這樣的支持下，盡管烏克蘭不是北約成員，但是其通過憲法確認了最終成為北約正式成員國的目標。可見，在烏克蘭與對俄政策問題上，一定程度而言，美歐雙方有“紅臉”與“白臉”之分。

第三，美國與歐盟在對烏克蘭政策目標上有著明顯的背離之處。其一，2020年6月，疫情平穩后，特朗普曾有意重啟八國集團（簡稱G8），因在烏克蘭危機中七國集團（簡稱G7）曾無限期地將俄羅斯從其中除名。然而，當特朗普企圖邀請俄羅斯重返八國集團，不光歐盟國家反對，連俄羅斯自己也表示異議。其二，美國對俄歐合作的“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施加了很大壓力，特朗普稱該項目將會賦予俄羅斯更大政治影響力。2019年年末，華盛頓對參與管道建設的公司實施制裁。美歐間的這一分歧深刻影響美歐傳統關系。其三，美歐的國內政治在烏克蘭問題上發揮的作用不同。近年來，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圍繞特朗普是否曾利用烏克蘭問題打擊競選對手拜登展開了激烈爭論；而歐洲總體而言，并沒有這樣毫無節制的國內紛爭以影響重大外交決策。

總之，美國對俄羅斯態度總體強硬，但時有變化；歐盟意欲獨立應對，但掣肘過多；俄羅斯不愿讓渡紅線，有其深層考量。三者不同態度的背后，乃是美國依然握有超越所有“玩家”的強權在手，而歐洲靠的是組織與協調這套“軟功夫”以“盡地主之誼”，俄羅斯則猶如被逼到墻角的困獸，但仍有以牙還牙、持續博弈的強勁能力。因此，俄羅斯與西方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對峙狀態，不光出于意識形態，還很大程度上源自地緣政治的抗爭，更有各方面之間千絲萬縷的利益抵充與交合關系的影響。即使在局部問題上，或者在短時期內各方關系會有所調整，但是一個較長時期的抗爭狀態似難以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