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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俄羅斯內部的反恐形勢也有所變化。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國內面臨車臣和其他主要是穆斯林聚居地區的分離主義威脅，當時塔利班曾經承認車臣事實上的獨立。而現在，車臣和北高加索地區的分離主義威脅已被明顯削弱，暴力沖突也得到控制。中亞地區面對的主要跨境安全威脅來源也已經變成了“伊斯蘭國”，后者跟塔利班相比，有更強的跨國擴張的沖動，而塔利班和“伊斯蘭國”也是斗爭關系。

正是在這一系列變化的背景下，俄羅斯對“不與塔利班發生官方接觸”這個原則有所松動。在2015年前后，塔利班向莫斯科保證，它將在對俄羅斯來說特別敏感的阿富汗北部打擊“伊斯蘭國”，俄羅斯也為這一任務向塔利班提供支持，包括情報。這已經成為此后雙方關系的一種模式。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為反塔利班聯盟提供幫助，近期俄羅斯沒有再給阿富汗政府提供武器。2021年8月3日，俄羅斯政府阿富汗特使扎米爾·卡布洛夫甚至明確表示，塔利班在阿富汗北部的存在是受歡迎的，因為這將有助于取代“伊斯蘭國”和那里的其他敵對團體。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進入喀布爾，加尼總統放棄了權力，而俄羅斯的大使館并沒有像很多西方國家的大使館一樣撤離喀布爾，俄羅斯政府也宣布不會干涉塔利班奪權。

除了在是否參加反對塔利班國際聯盟、是否向現在的阿富汗政府提供軍事支持等問題上立場的悄然改變，俄羅斯也開始更加積極地扮演阿富汗問題調停者的角色。2018年，俄羅斯利用第二次莫斯科阿富汗問題國際會議的機會，促成了塔利班與阿富汗高級和平委員會的首次對話（所謂的“莫斯科模式”），那也是塔利班第一次受邀參加國際論壇。近期，塔利班領導人也已經請求俄方協助與阿富汗北部潘杰希爾抵抗運動的領導人進行談判，希望通過俄羅斯向潘杰希爾人民傳達和解的政治信號。目前俄羅斯在積極推進解決阿富汗問題的“擴大的三駕馬車”（俄羅斯、美國、中國、巴基斯坦）發揮作用，推動和平解決阿富汗沖突。“擴大的三駕馬車”的目的是與塔利班就未來阿富汗局勢展開談判，并不是重復當年的反塔利班國際聯盟的作用。

目前俄羅斯政府的態度是不急于撤銷對塔利班武裝的“恐怖組織”定性，也不急于承認塔利班政府是阿富汗合法政府。俄外長拉夫羅夫明確表示，俄羅斯政府“支持阿富汗展開有包容性的全國對話，讓所有政治、民族和宗教團體參與”，在此基礎上在阿富汗形成包容性的過渡機構，作為阿富汗局勢正常化的重要起點。當下，只要保證恐怖主義力量不向中亞和俄羅斯蔓延、美國力量不在該地區長期存在，俄羅斯就不會直接干預塔利班在國內的政策，但對于阿富汗國內政局發生進一步變化保持警惕狀態；同時和中亞國家一道，對于阿富汗可能對外滲透的安全威脅做好準備。近期，俄羅斯加大了在集體安全條約框架下與中亞國家的軍事行動協調。2021年8月以來，俄羅斯參加了和中亞國家的一系列軍事演習，包括模擬阿富汗安全隱患外溢的情景。

當地時間2021年8月10日，俄羅斯、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三國聯合軍事演習在塔境內的哈布-邁登訓練場持續舉行。@人民視覺

在此過程中，俄羅斯高級官員認為美國撤軍是其阿富汗政策的徹底失敗，批評美國“打碎一切，轉身走人”是禍亂周邊國家安全的不負責任做法。相形之下，當年蘇軍撤離至少保留了一個相對有秩序、體面的收場，蘇軍撤出之后留下的阿富汗政府也至少還維持了幾年的統治，并沒有在一夜之間崩盤，這與美國宣布撤軍后的阿富汗加尼政府的表現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對美國和北約在阿富汗行動的評價，也反映出俄羅斯與西方自由主義治理模式和國際沖突解決方法之間的固有分歧。在扮演國際沖突談判調解者和中介的過程中，俄羅斯的方法還是以國家為中心的，一般尊重所在地的合法政權。這樣的調解做法，有些專家稱之為“脅迫性調解”：談判和脅迫性軍事行動緊密關聯。沖突管理被認為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和平是由較強的一方強加的。脅迫性調解需要使用武力（直接或通過武裝代理人），但武力與外交舉措同和平談判同時展開，往往能在短期內取得遏制沖突升級的效果。這樣的調停方法已經在敘利亞、阿富汗、中非共和國、利比亞等國家得到應用。在這些國家，我們實際上看到的是俄羅斯的沖突解決方法與美國和西方的方法在進行競爭。在印巴克什米爾沖突、巴以沖突、也門沖突等其他案例中，沖突各方也明確有意邀請俄羅斯調停或者加入沖突和解過程。由此，美國阿富汗撤軍“失敗”的結論對俄羅斯來說有額外價值，更好地說明了俄羅斯沖突解決方案的相對優勢。

（四）阿富汗問題為中俄提供了新的合作空間

崔珩：2021年8月4日，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高級研究員庫普乾在《外交事務》雜志發表文章“離間中國和俄羅斯的正確之路”，建議從七個方面分化瓦解中俄關系。隨后，俄羅斯《全球政治中的俄羅斯》主編盧基揚諾夫發表文章回應庫普乾的觀點。盧基揚諾夫認為庫普乾的觀點基于狹隘的地緣政治理論，所謂的分化中俄策略缺乏現實和歷史的依據。中俄關系的穩定性和基礎成為一個熱議話題。世界大變局的時代，特別是圍繞著阿富汗問題的大國博弈，能夠為我們思考中俄關系提供一些什么樣的啟示？

馮紹雷：值得提一句，庫普乾在近20年前所寫的《美國時代的終結》曾轟動一時。但當時庫普乾的看法是，無論是崛起中的中國還是伊斯蘭世界，都不是挑戰美國的敵人。他認為，美國的真正對手是當時處于熱火朝天的一體化過程中的歐盟。可見，美國精英階層的思想也在變。

至于，無論是主張從意識形態立場打壓中俄，還是庫普乾式的主張以非意識形態方式來分化中俄，都忽略了一個在中俄與歐美之間的帶有根本性的區別：中俄對以往封閉的高度集權的體制模式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深刻反思，同時在自主性前提下，既維護主權穩定，又學習民主與市場。這種包容開放、同時又謹慎前行的立場，比起美國與其盟友一味固守自以為是的排他性的意識形態、堅持以武力威懾、政權更替等手法推廣自己的觀念與制度，顯然要棋高一著。這是中俄伙伴關系難以撼動的關鍵所在。阿富汗變局又提供了一種新的合作機會。

再補充一句，這位庫普乾，不僅是當年的看法與今天不一樣，而且，也正是他幾個月前與理查德·哈斯共同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主張今天的國際秩序構建應該仿效1814年的維也納體系，也即，不論國內體制如何差異，在大國間要奉行“協同”。此種觀點一時間激起了巨大的國際爭議，特別是遭受了奉行意識形態路線的西方輿論的反對。可見，即使是同一位學者，盡管發表了不利于中俄關系的言論，但是他也有著諸多其他還是值得聽一聽的主張。對此，我們應該學會分門別類地加以對待，而不是簡單化地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