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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冷戰后俄羅斯外交中的民主與專制之爭

俄羅斯外交中的“身份之爭”涉及的最大問題，是如何來看待“民主”“專制”或“威權”等當代不同國家體制背景下的對外政策問題。

（一）冷戰后意識形態與對外政策

冷戰結束之際，國際社會較為風行的理念是“超越意識形態發展國家間關系”。在此理念的指導下，形成了冷戰結束后最初階段相對和諧的國際氛圍。但是，在此后若干年中，這一觀念很快被其他觀念所取代。特別是美國以世界事務主導性的意識形態引領外交的觀念風行一時，大體延續至今。

21世紀初，小布什政府宣揚的“自由議程”，已經成為超越黨派的美國外交的主要思想路線。小布什稱：“我們這個世界保持和平的最大希望，寄托在將自由廣布到世界的每個角落這一點上，因此，美國的政策就是尋求并支持每一個國家、每一種文化中民主運動和民主制度的發展。而且，美國的最終目標就是結束世界上的暴政。”[36]從2003年末之后歐亞地區的一系列“顏色革命”，2009年美俄關系“重啟”到烏克蘭危機之后的重新對抗，與上述意識形態密切相關的重大政治事件深刻影響著俄羅斯與西方的關系。2011年初“阿拉伯之春”的興起，乃是其中之一。用安琪拉·斯登特的話來說，阿拉伯地區的動蕩的確“凸顯了美俄兩國在意識形態和哲學觀念之間的那道鴻溝。美國及其盟國強調的是從20世紀90年代巴爾干戰爭的痛苦教訓中得出的兩大核心原則的重要性，這兩大原則就是保護的責任和進行人道主義干預的義務。相比之下，俄羅斯信奉的卻是一種傳統的、19世紀的世界觀，強調絕對主權和不干涉他國內政的重要性。”[37]但是安琪拉·斯登特在她的著作《有限伙伴：21世紀美俄關系新常態》中，始終沒有回答她在敘述“阿拉伯之春”對美俄關系影響時自己所提出的問題，也是1947年喬治·凱南以“X”名義發表的著名文章“蘇聯行為的根源”所提出的那個問題，即國內政體對于對外政策的影響問題。

這一問題事關美國如何看待俄羅斯以此為基礎的外交，以及如何基于自身政體看待與俄羅斯對外政策之間的互動。由此，可以觀察到的是意識形態與外交政策的相互關系的特性。關于這個問題，喬治·凱南在他的日記中有較為明確的回答。第一，凱南雖然在冷戰起始階段提出了“遏制”蘇聯的核心思想，但也恰恰是他堅決反對當年杜魯門的全球擴張政策。第二，他固然尖銳批評蘇俄的國內制度，但也明確主張冷戰政策是有限的政策，要把對抗限制在政治領域，不應涉及軍事領域。第三，基于同樣的道理，1996年凱南堅決反對北約的即將東擴。凱南贊成托克維爾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判斷：民主政治主導下的對外政策即便做到它最好的程度，也是很不夠格的，因為它沒有遠見，看不到未來，也看不到長遠的發展趨勢，因此最后必然會導致外交和政治上的無能為力，以及經濟上的衰退……[38]可見，被稱為“冷戰之父”的喬治·凱南本人與托克維爾一樣，并不主張將美國國內民主政治與其對外政策緊密掛鉤。從原則上說，非西方國家可以、也應該學習西方的民主治理傳統；奉行民主政治理念的國家，可以以此而結盟；但無法要求所有國家在一個相當短的時間內都變成與自己同一的政體。一旦互聯網時代的中東地區出現了要求民主自由的社會抗議運動，無論是共和黨的小布什政府，還是民主黨的奧巴馬政府，都不愿意錯失這樣的機會。他們把推進民主自由作為當務之急，而把包括美俄關系在內的諸多務實合作置于次要地位。其中的原因十分復雜，而核心問題在于，作為以民主政治為立國之本的世界頭號大國，美國不太可能放棄以意識形態引領其對外政策。相形之下，雖然俄羅斯早已放棄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但仍然堅持以國家主權立場和反對外來干涉的觀念主導外交，因此美俄間的觀念對抗依然不可避免。

普京總統多次公開表達，很多年來，俄羅斯一直被告知，只要放棄了原有的意識形態，與西方之間就能夠和睦相處。但事實表明，即使俄羅斯放棄了原有的意識形態，來自西方的地緣政治挑戰與壓力也沒有減少。[39]事實上，俄羅斯在放棄原有意識形態之后，承受的不僅是地緣政治壓力，而且是地緣政治與意識形態相交織的壓力。雖然這種意識形態之爭，已經不是共產主義對抗資本主義，但是以人權、民主、自由為普世價值與基于威斯特伐利亞傳統維護主權的觀念形態之爭，同樣緊張激烈。從這個意義上說，回顧喬治·凱南在日記中的肺腑之言，有助于人們洞悉當今國際亂局的謬誤所在。

1952年5月，凱南前往莫斯科途中。

（二）烏克蘭危機的教訓是“民主對抗專制”嗎？

歐美國家和烏克蘭獨立廣場運動激進分子所宣揚的觀點是，烏克蘭危機乃是民主與專制、自由與強權之間的對峙；烏克蘭要求加入歐盟，成為真正意義上現代、民主、自由、繁榮的“歐洲”的一部分，旨在徹底擺脫蘇聯和俄羅斯帝國傳統的影響。這一觀念在烏克蘭危機中得到了極其廣泛的傳播，并被當作判斷是非的標準，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主要的標準。

烏克蘭被作為“民主”方的代表是這里的內在假設，如何看待這一假設呢？提出“歷史終結論”的弗蘭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一書中論述了關系到民主制度的當代社會的“四種焦慮”[40]：其一，進入21世紀以來，在民主制度方面取得進展的國家發生了逆轉，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極大關注和不安；其二，一些國家走出了威權狀態，卻陷入了既非威權、也非貨真價實的民主的“灰色地帶”；其三，民主制度的建立本身不表明治理業績的優劣，無法履行民主所允諾的好處可能是其面臨的最大挑戰；其四，普遍的制度不穩定，作為一種政治失敗，未能在國家、國際層面對全球資本主義擴張提供恰當的管制。作為典型案例，烏克蘭被福山歸入上述第三種“焦慮”。按照他的邏輯，烏克蘭很難被視為一個有效的民主政體，因為其政治制度無法“向民眾提供所需要的基本服務”。[41]

烏克蘭危機中形成的普遍共識是：烏克蘭國內憲政多變，國家治理功能衰弱，精英瘋狂尋租，人民共識高度匱乏，這乃是造成本次危機的一個長期的內部結構性原因。相比之下，雖然2011年9月24日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宮曾是一個使歐美國家精英普遍感到“并非全然出乎意外”、但“令人震驚”的變化，而且在進入2011年秋天之后，經歷了21世紀以來第一次俄羅斯大規模的抗議運動，其中包括2012年總統競選的激烈過程等等，但俄羅斯內政出現的較大變化是：重開地方領導人的直接普選，大規模地打擊腐敗，俄最高領導人與反對派直接對話，萬眾關注的俄羅斯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被赦免等一系列舉措的推行。盧基揚諾夫曾在一次嚴肅的學術演講中半認真、半開玩笑地有過這樣的表達：同樣是轉型國家的腐敗現象，在俄羅斯，拿了錢的人幫你辦事；而在烏克蘭，拿了錢的人卻是馬上消失。[42]實事求是地說，即使按照西方的標準，俄羅斯與烏克蘭也都面臨著如何在一個急劇轉型的社會中實行民主與法治的艱難挑戰，很難用“民主與專制”的黑白對照來簡單區分俄羅斯與烏克蘭內部體制的孰優孰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