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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普里馬科夫的觀點是，“蘇聯的解體不能歸結于其在冷戰中的敗北”。理由是：第一，“人民支持葉利欽絕不是因為他做出了使蘇聯解體的事情，而是因為大多數人不愿意回到過去極權時代。”換言之，這是人民的自覺選擇。第二，雖然普里馬科夫作為一個持有中左立場的老資格政治家，曾非常冷靜、客觀地斷言，“不認為國外勢力會直接參與”蘇聯解體過程，但也承認，“在美國和西歐，盼望蘇聯早日崩潰的人為數不少。”而這是因為他們自己也擔心“蘇聯的解體會導致國家出現動亂，因為在該國各地部署著大量核武器。”第三，有一個事實毫無疑問可以作為佐證，“后蘇聯時期的空間并沒有陷入混亂，蘇聯的核力量依然完整地保存下來，仍矗立在解體國家的法定繼承者俄羅斯的國土上。然而，正是基于冷戰結束后形成的不對稱認識，換句話說，就是美國贏得了冷戰而蘇聯輸掉了冷戰，華盛頓才認為，在世界事務中美國和俄羅斯的權利平等是‘不合理的’。”[14]

從國際法角度來說，以和平方式終結的這場較量并沒有法律規范意義上的失敗者。普里馬科夫據理力爭的立場在于，俄羅斯是作為前超級大國與美國一起終結了冷戰。[15]顯然，在俄羅斯，普里馬科夫的這一表述不僅是較有代表性的官方看法，也反映了相當多數精英與民眾的看法。但也仍需承認，冷戰終結多年之后，多數西方精英經常毫不在乎、并十分外露地把自己視為“唯一勝利者”的態度與立場也沒有改變。

（二）當代俄羅斯：“前現代”、“現代”、還是“后現代國家”？

從帶有時間含義的現代性視角來看，蘇聯解體之后，俄羅斯究竟是一個需要完成自身的——首先是國家政治建構的——現代化的國家，還是一個如歐盟國家那樣已經完成了這一進程、處于超越主權階段的后現代國家？抑或是一個既有大量前現代特征、又面臨現代化的緊迫任務、同時還伴隨著大量后現代稟賦的具有多重身份的大國？

從現代性的角度討論國際關系中行為主體的身份屬性，并不是紙上談兵。蘇聯解體留下了一系列尚未解決的問題，都與現代國家的身份密切相關。比如，烏克蘭與格魯吉亞危機中暴露出來的名義上主權獨立、而實際上所屬領土卻難以管轄的狀態，即使多年轉型也未能真正按照西方樣式構建起國家、社會與市場間的持續穩定體制，歐亞區域化進程中的新興獨立國家相處的法律原則與傳統“潛規則”之間的相互抵充等。這些都反映了現代化水平的實際情況與現代性要求的國家建構之間的重大反差。21世紀以來，各種各樣的歐亞地區沖突——俄格沖突、烏克蘭危機、“顏色革命”——大都因上述尚待解決的國家建構問題而起。所以，21世紀歐盟與俄羅斯一系列爭端中的一個基本認知問題在于“現代性”之爭。因為歐盟認為，自己已經是一個超越國家主權、并以超越主權的國家聯盟方式存在的身份主體，而俄羅斯還是一個尚停留在主權構建階段的國家，就現代化發展水平而言，歐盟要“高于”俄羅斯。歐洲資深專家曾這樣告訴筆者：俄羅斯還停留在19世紀。但問題在于，俄羅斯另有主見。在俄羅斯專家看來：捍衛主權，這就是在捍衛歐洲傳統的價值，同時也更加順應時代潮流。俄羅斯精英對來自歐洲的批評毫不留情地反唇相譏：正因為歐盟拋棄了主權觀念，才真正是自亂陣腳，失去了方寸。而英國脫歐，正是這一觀念之爭所導致的現實的寫照。

2014年6月，G7在布魯塞爾召開17年來首次把俄羅斯排除在外的峰會；本次原定于在俄羅斯舉行的峰會臨時改在歐盟總部舉行以報復俄羅斯在克里米亞和烏克蘭問題上的行動。圖自中國日報

從現代性視角看待俄羅斯身份屬性問題，之所以會產生爭議，是因為這緊密關聯著如何重新闡述與現代化相伴隨的世界歷史進程的問題。邁克·大衛-福克斯曾在專門介紹與蘇聯之前、蘇聯、后蘇聯各個時期相關的歷史文獻（主要是出自英美的歷史文獻）的著述中，論及了運用“現代性”概念進行研究的方法問題。雖然現代性的概念是大多數歷史學家的研究基礎，但它的意義仍各不相同。邁克·大衛-福克斯歸納如下，當現代性概念被用于俄羅斯之時，至少有四種基本方法，從而得出的觀點不同：第一種方法得出的觀點反對俄羅斯存在過現代性的觀念，俄羅斯仍然是一個前現代國家。第二種認為俄羅斯存在著現代性，本質上類似于其他國家的現代性，并且是普遍世界歷史發展進程的一部分。而就第三種方法得出的觀點看來，存在著許多不同的現代性，每個國家和地區有著自己獨特的現代性，俄羅斯也是其中之一。最后，第四種認為，各種不同的現代性是能夠在互相交織發展的背景之下，與多種傳統元素互動、共處，并創造出各種樣式的混合體來。[16]

現代性視角下的俄羅斯外交身份問題之所以值得討論，是因為它既不像一些歐洲專家基于單一的線性時間概念所描述的那么簡單明了——超越主權的“先進”的歐盟vs.維護主權的“落后”的俄羅斯；也不全如俄羅斯一些專家以“回歸保守”抵制“后現代”現象的評價來得那么消極。猶如俄羅斯學者科爾圖諾夫所言：“后現代主義作為一種哲學和社會學建構，反映了西方社會的日漸疲憊；特別是曾經在現代主義時代一度占主導地位的動員能力和不容妥協的理性主義原則，都不得不宣告趨于松弛。”[17]這意味著，關鍵問題還在于如何來理解“現代性”這一概念本身。

法國年鑒學派重要代表人物、當代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夫·夏爾勒認為：現代性就是“存在于當下的未來”，或進一步來說就是“被視為能真實存在的最好的一種未來。”按照這樣的定義，夏爾勒指出，“圍繞未來的話語（指現代性）不僅會根據假想的未來重新詮釋現在，還必然會重新詮釋過去；而與之相反，以往的歷史性體制則會以維系過去（‘傳統’‘風俗’‘先例’‘遺產’）為目標來構想現在和未來。”夏爾勒理解的關鍵在于以下三方面：第一，把“現代性”與“歷史性體制”兩個概念加以區分。現代性話語主張按“能真實存在的最好的一種未來”的要求重新構建過去、現在與將來三者之間的關系，而“以往歷史性體制”只在于“維系過去”。第二，“現代性的高潮與低谷則指示了此種話語的制造與其傳播能力的不平衡性。”換言之，現代性的發展水平取決于對過去、現在與未來三者相互關系的詮釋與構建能力；也即，如果能夠在過去、現在與未來這三者之間合理、適當地構建起敘事體系，那么就能夠切實有效地引領現代化的實際進程。第三，現代性的當代主題，是“在經歷了充滿疑慮困惑的‘后現代’時代之后，嘗試以討論‘多元現代性’與歷史進程差別化的加速度來革新有關現代性的話語。”換言之，如何調處不同時間維度、不同文明背景下的現代性，也即如何去解決當代人缺乏共時性的深刻弊端是當代的現代性爭議的關鍵。在克里斯托夫·夏爾勒看來，歐洲精英欲將其自身的“現代性”強加于世，釀成了20世紀的兩次大戰；而盲目模仿1848年“民族之春”的當代一系列不同文明與時間維度之下的“顏色革命”，其實質都是停留于過去的集體記憶，無法應對變化無定的當代世界。[18]

換言之，如果“現代性”僅僅停留在以西方經驗來解釋世界，僅僅以西方式的國家認知來評判國家屬性是否“現代”，而忘卻了放在更為廣闊的不同空間、不同文明范疇下，在不同時間性的維度之下來對其進行評說，誠如巴瑞·亨德斯所言，這樣的“現代性”的理論基礎就有了偏差。[19]

現代性視角下的俄羅斯身份爭議，顯然作為各種爭端的由頭之一左右著各方的對外立場。然而，相形之下，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盡管提出了不少頗有意義的假設與命題，卻遠沒能形成共識。特別是還不知如何對俄羅斯的“現代性歸屬”做出一個系統周全、令人信服的定義。在這樣的背景下，至少“多元現代性”的提出打破了教條，提供了相對寬容的依據，使人們有可能對不同時間維度、不同文明環境下的身份認知問題進行認定。換言之，使人們有了一個更為廣譜的視角，來確定俄羅斯在國際政治現代化進程中的身份問題。[20]就這一視角而言，至少俄羅斯是現代化進程中一個特立獨行的世界性大國：無論是在人們廣為贊嘆的思想、科技、文學、藝術等諸多領域拔得頭籌，引領世界的重大進步，還是在尚存尖銳爭論的政治、軍事、安全等領域的制度創設、社會革命、地緣競爭對世界現代化所帶來的深刻影響，俄羅斯這個巨人的落后與趕超、學習與反叛、模仿與創新、隱忍與奮起，都將會是在“多元現代性”國際討論中最值得關注的大國之一。

（三）冷戰后的俄羅斯：是“帝國”還是“民族國家”？

如果不從現代化進程的線性視角，而是從政治屬性的譜系視角對俄羅斯外交主體的政治屬性進行評判，那么至少涉及兩個問題：一是，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是否已經成為一個標準的“民族國家”？二是，俄羅斯是否依然是一個“帝國”？

1. 從“民族國家”向“帝國”的倒轉

“帝國”作為一個描述治理模式的中性概念，已經有數千年的歷史。比起當今任何一個號稱具有現代建構的國家范式，俄蘇有著時間更長、更龐雜、但也更豐富、更特別的與帝國有關的治理傳統。在世紀之交的全球化、西方化的大潮之下，轉向現代民族國家，毫無疑問，是包括俄羅斯在內的所有原蘇聯國家的基本政治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