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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房寧】

一

1939年10月，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一文中，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揭示中國革命的客觀規律。他指出：

“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1]

回顧中國共產黨建立逾一百年來的歷史，毛澤東指出的這三大法寶的第一法寶——“統一戰線”，不僅是革命時期克敵制勝的法寶，也是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時期，攻堅克難、推進事業發展前進的一大法寶。

堅持和實行“統一戰線”反映了中國的特殊國情，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實現國家獨立、社會解放，實現中國工業化、現代化，實現民族復興的基本規律，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重要理論創新。

資料圖：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二

百年前中國社會積貧積弱、內憂外患，處于深重的民族危機之中，中國共產黨為救亡圖存、尋找強國之路應運而生。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支持和幫助，是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年幼的中共一切都是在探索之中，都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之下開展工作。

那時年幼的中共也有兩個“法寶”，一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本本”，二是共產國際的指示。而當時，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第一重大舉措是要求中國共產黨實行“國民革命”，即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具體的方法是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

當時，接到共產國際的指示后，中共領導完全無法理解，甚至從來沒有聽說過“國民革命”；當共產國際明確指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時，更遭到了當時中共主要領導人陳獨秀的強烈反對。

在1920年七八月間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明確指出共產黨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所應采取的基本方針是“同殖民地和落后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暫時合作，甚至結成聯盟，但不要與之混為一體，甚至當無產階級運動還處于萌芽狀態時，也絕對要保持這一運動的獨立性”[2]。在中國，就是聯合民族民主革命的政黨共同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1922年1月至2月，共產國際召開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期間，列寧抱病接見中國共產黨代表張國燾、中國國民黨代表張秋白和中國鐵路工人代表鄧培，詢問國共兩黨是否可以合作，以推動中國革命發展。這次大會對于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是黨的領導人陳獨秀認清中國國情，起到了推動作用。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開，會上正式通過《“關于民主聯合戰線”的議決案》，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政策由此全面開展。在列寧和共產國際的啟發和推動下，以及考慮到國內形勢的變化，陳獨秀的態度發生轉變，隨后在中共二大上提出了中國共產黨與其他黨派建立“民主的聯合戰線”的原則和實施計劃，在聯合國民黨的道路上邁出一大步。

但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中共遭到嚴重打擊。中國共產黨人真正開始從中國實際出發，為中國這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尋找革命道路，并走上了工農武裝割據、開展武裝斗爭之路。

1927年10月，毛澤東率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工農革命軍到達江西中部井岡山，把當地袁文才、王佐領導的農民自衛軍編入工農革命軍。工農革命軍先后攻占茶陵、遂川縣城，建立了兩縣工農兵政府和赤衛隊，領導群眾開展打土豪斗爭。

1928年2月，工農革命軍打破江西國民黨軍第一次“進剿”，占領寧岡全縣，成立了寧岡縣革命委員會。至此，世界上第一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武裝割據的革命根據地初步形成。

毛澤東曾指出：“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3]當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建立的時候，不僅各種反動勢力不相信紅色政權能夠長久地生存，就連當時革命隊伍中也出現了“紅旗能夠打多久”的疑問。

1928年10月，毛澤東在井岡山寫下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文。[4]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分析了中國革命發生的歷史條件或國情，指出了中國革命在特殊的歷史和國情條件下的特殊道路。

資料圖：文匯網

毛澤東指出：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半殖民地的中國有一種特殊的歷史現象，即帝國主義列強的中國代理人不同軍閥及白色政權之間的持久性沖突與戰爭，“因為有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分裂和戰爭，便給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

毛澤東斷言：“我們只須知道中國白色政權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不斷的，則紅色政權的發生、存在并且日益發展，便是無疑的了。”[5]

年輕的毛澤東的這番分析和見解可謂石破天驚，他關于紅色政權能夠存在的分析及理論是中國革命的真實依據，揭示了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基本規律。

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真正用自己的眼睛觀察、用自己的頭腦思考，發現的中國革命的真情況、真問題、真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