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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據我們所知，您帶領的一個團隊正在做一項關于多國政治發展的比較研究。

房寧：2008年以來，中國社科院的課題組走過了亞洲的“九國一區”以及歐美一些國家，調研不同類型的國家與地區工業化時代的政治發展問題。歷史上一些大國，如美國，在其崛起的時代也曾做過類似工作，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的學術成果就代表這類研究。如今中國正在崛起，看看別人走過的路，對中國很必要，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走自己的路。

觀察者網：腐敗與反腐敗、廉潔政治問題是否也在你們調研的范圍？

房寧：當然，這是有關政治發展研究中的一個重要領域。在調研中，我們發現，所有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都經歷過一個腐敗比較嚴重的時期，即都遭遇了是為腐敗的高發期。

工業化帶來腐敗“高發期”

房寧：我這里說的腐敗，主要指“行政性腐敗”，也就是臺灣愛說的“貪腐”，即公務人員利用公共權力謀取私利的行為，這是以滿足個人的物質需求為主要目的的腐敗。在國外，還普遍存在另一類，這類腐敗主要是與選舉有關的腐敗，我們也稱之為政治性腐敗。

關于行政性腐敗，我們在國外調研中形成了三點基本認識。

第一，腐敗現象的發生發展是有規律可循的。隨著工業化時代的到來，一般情況下都會出現一個所謂的腐敗“高發期”，在工業化的中期往往會達到最為嚴重的階段，而伴隨著工業化走向完成，也就是人們所說國家“實現了工業化”，或者說進入所謂“后工業化社會”，腐敗現象都會趨于平緩。

觀察者網：為什么會是這樣？

房寧：工業化帶來了社會結構的變化。我們常講工業化帶來了“四大”：社會大流動、身份大改變、財富大增加、關系大變化。社會結構變化帶來了人們利益關系的變化，由此還會引發價值觀層面的深刻變化。這樣的變化，是腐敗現象大規模發生的物質、思想條件。

工業化時代腐敗的高發涉及三個方面的基本條件：動力、機會和成本。與此相應的就是現在我們的那個說法“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安桓腋毕鄬τ凇俺杀尽?，“不能腐”相對于“機會”，“不想腐”就相對于“動機”。

觀察者網：請具體說說。

房寧：首先是動機。工業化帶來了社會的流動、財富的增加。用中國人的話說，叫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哪部分的人先富起來了呢？主要是企業家群體。相對的，社會的管理者——我們權且稱之為政治精英——遠遠滯后于企業界，從而產生了落差。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之間的收入差距特別大，自然是心理不平衡的。他們認為自己沒有得到合理的、體面的待遇。一部分公務員有了這樣的心理落差，又消化不了，就形成腐敗的行為驅動，即腐敗動機出現了。

其次是工業化帶來了腐敗機會。一旦進入工業化時代，社會財富井噴，幾十年里能夠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韓國、日本、甚至印尼、泰國，都經歷過像這樣的高速發展時期。這時腐敗是有很多機會的。所謂建設多、花錢多，腐敗的機會就多，就容易產生腐敗。

那為什么隨著工業化的完成，一些國家的腐敗慢慢好了呢？因為他們的經濟結構里沒有什么增量了，都是存量。像美國這些國家，春天也不種樹，夏天也不修路，秋天也不蓋房。腐敗、貪污畢竟不是搶劫，它需要種種掩護。什么時候＂建設財政＂轉向＂民生財政＂了，什么時候腐敗的高發期也就緩和了。沒什么工程建設，腐敗分子也是干著急呀。當年法國有個例子，許多城鎮的十字路口被改為環形路口，但實際上并未提高通行能力。后來發現是相關部門和官員以此制造腐敗機會。

工業化與腐敗的第三個關聯，就是成本問題。世界各國都打擊腐敗，無非是哪個國家力度大一點兒，哪個國家力度小點兒；有的國家效率高一點兒，有的國家效率低一點兒。打擊腐敗力度大，腐敗分子的風險就比較高，換言之腐敗的成本就比較高。像新加坡這樣的國家，公務員比較廉潔。你若問為什么，得到的回答多數是：＂不值得＂。腐敗行為一旦被發現，那代價就太大了，新加坡待遇良好的公務員們是不會輕易冒那個風險的，這個帳他們心里很清楚。這就是所謂對腐敗行為的內在約束。我們知道，內在約束才是最好的也是最有效的約束。

高薪養廉多“高”才夠？

我國中西部地區基層工作10年左右的公務員，月收入一般也就只有三千多塊錢，維持基本生活并不寬裕。

觀察者網：工業化階段一般伴隨著腐敗高發期，是不是工業化后期或到了所謂“后工業化社會”這個問題會得到緩解呢？

房寧：根據我們對多國的觀察，可以說，大致有這樣的趨勢。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工業化完成以后，社會差距趨緩，公務員的待遇變好。就我們觀察到的十幾個國家情況看，凡是清廉的國家公務員待遇都是好的或比較好的，凡是腐敗嚴重的國家都是公務員待遇差的，無一例外。以此而論，什么是導致腐敗的最主要相關因素可見一斑。

觀察者網：如果是這樣，那么這里又有了一個相關問題，公務員的待遇如何算好呢？收入多少算高呢？公務員們有沒有一個合理收入、體面生活的標準？

房寧：這也是我們一直以來關注和思考的問題。每到一國調研，我們都會注意這個問題。我原先也在想：多少算夠呢？！給公務員提高待遇會不會遇到所謂“欲壑難填”的困境呢？但經過多年來的調研和觀察，各國公務員是有一個合理收入與體面生活的標準或曰期望值的。簡單說，就是公務員都是以企業界相應階層的待遇為參照系的，也就是說，公務員是和與己相當的企業管理層做比較的，如果能夠達到或接近相當的企業管理層的收入和待遇水平，公務員的心理就比較平衡，心態就比較好。

國內比較關注的新加坡公務員管理體制，就是按照這一規律來設計和確定公務員薪酬與待遇體制的，他們已經把它制度化了。新加坡公務員待遇以企業界為參照系，比照企業相應級別確定公務員薪酬，高官與高管比，中層和中層比。他們在實際操作的時候會乘以一個系數，比如0.8或者0.7，就是說公務員薪酬還是要比企業界低。他們有個理論，認為企業掙得多歸多但它有風險，而公務員工作穩定，所以收入就要相應扣除一些。

在我看來，新加坡的所謂高薪養廉，并不止于薪酬而更在于“待遇”，他們是通盤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