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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分析法可以用，但要講究與時俱進

用“階級”分析這次美國大選，意思可以理解，階級分析法也可以用，但是直接用這個概念是不行的。

我在研究美國2012年大選時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半A級”這個概念，是一個傳統的區分社會身份的標準，可以稱之為社會斷層線。但階級是一個單一概念，即以與生產資料的關系劃分人們的社會身份，比如資產者與無產者。

然而，隨著現代社會關系日益復雜化、社會結構發生巨變，決定與區別人們社會身份乃至政治立場的不再是過去那種單一因素。

現代社會里，人們的社會身份具有復合性特征，社會群體是由多種因素共同區別與劃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社會群體基本上都是復合主體。從美國大選中人們的立場和態度可以辨識出，決定或影響美國人社會身份和政治立場的至少有六個比較重要的因素，如種族、性別、地區、宗教、受教程度和年齡等。

以“年齡”因素為例，18、19世紀歐洲工業化時代是“階級”盛行的年代，那時還沒有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所以人們的利益更多是和職業以及有無資產聯系在一起的。而現代社會擁有了完備的社會福利和保障體系，人們的利益很大程度上受到社會福利和保障體系的影響，相應地年齡等因素就凸顯出來了，代際利益差別十分明顯。這也是對現代社會群體結構的一個政治經濟學的解釋。那個韓寒不是說中國有兩大“階級”：房東、房奴嗎？代際差異造成群體的訴求和認知大不相同。

我們在亞洲國家政治發展比較研究中認識到，各國社會分層因素并不一樣，而且處于變化之中。比如，在美國，我們能識別出六個會影響人的政治立場和態度的因素，但這六個因素的組合與權重每次都不太一樣。

2016年大選，美國有人講這是“紅脖子造反”，是白人種族主義復歸?？梢姛o論如何種族是美國社會分層權重最大的因素，但是在別的國家就不一樣了。比如在菲律賓最重要的因素是“家族”，在中國，可能有人會說是“圈子”。

分析美國大選，我們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不能忘了“老祖宗”，階級分析方法還是能給我們很多啟發，但我們要從新的社會現實情況出發，階級分析法也要與時俱進。

有人說特朗普贏得大選，代表“99%草根打敗了1%華爾街大富豪”。但大家沒有很好地分析，特朗普是1%還是99%？實際上他是屬于99%的。因為經濟全球化、金融化，華爾街的金融巨頭才是美國最強勢的利益集團，甚至損害了傳統的工商集團的利益，所以才會出現占領華爾街運動。

那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階級對立。如果是那樣就不是占領華爾街，而是要占領華盛頓了。至少也不是1%對99%，怎么也是20%對80%，或30%對70%。

特朗普在大選時，成功地將希拉里塑造成華爾街的代言人，要打倒她，他就是利用了1%和99%的對立。所以我們還是得回到現實中，回到美國社會發生的變化中，實事求是地去分析，然后得出結論。

美國的新政治階層矛盾

“階級”這個詞，在中國的話語體系里是有特殊含義的。所以，不如換個詞，比如“階層”。其實“階級”跟“階層”英文差不多，都是class，或許也可以用“group”這一概念。

正如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一書中顯示的，21世紀有個非常重要的現象，即群體之間的財產性收入的增長大大超過工資性收入的增長。近十幾年來，歐美國家的工資性收入增長開始減緩，但是固有財產的增長大大超過工資性增長的速度，這就導致了群體之間極其嚴重的分化。

群體之間的裂變很難彌合。從這個角度看，2017年，特別是上半年，美國將迎來一段政治混亂期。中國有堅強的領導核心，但是美國沒有。在華盛頓，90%左右的選民是反對特朗普的，未來半年，華盛頓會陷入“押錯寶”這一悲傷情緒的康復期。特朗普現在無人可用，他招徠的部級干部多是財閥、“軍閥”，未來階層之間的摩擦會加劇，美國巨大的中低層公務階層和高層行政團隊間的磨合過程將會非常艱難。

由群體再說到世界歷史的演化，就能發現，目前正處在全球群體重組、世界權力重構和國際經濟重啟的關鍵節點。

2016年歷史重要性可能會與1991年有些相似：1991年社會主義陣營瓦解，2016年很有可能是資本主義陣營的瓦解。特蕾莎·梅在歐盟開會，沒人理她，德國對特朗普也不感冒。如果1991年是“歷史的終結”，2016年便是世界歷史的重新開始。

用階級分析法分析美國大選，還要加上種族、宗教因素

我同意階級分析的觀點，但分析美國大選，必須要加上種族、宗教維度不可。這次信仰基督教白人的80%以上，不分男性女性、收入高低，都投票給了特朗普。

去世的亨廷頓幾乎是有些憤世嫉俗地寫完了他的最后一本書《我們是誰？》，書中強烈呼吁美國恢復WASP（觀察者網注：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的簡稱，意為新教徒的盎格魯撒克遜裔美國人）白人的主導價值觀。

二十年后，特朗普成為把亨廷頓的意識形態帶到華盛頓的那個人，“把美國還給白人”的這樣不“政治正確”的口號公開化了，這可是一個巨大變化。

剛才提到工資占國民收入比例下降，其實是回到了馬克思階級分析框架。我倒是不認為創新經濟中的“知本家”這個概念能夠替代金融資本家，我認為這個概念的功能，也是發明用來模糊階級斗爭意識形態的。

美國社會學家佛羅里達在二十多年前寫的一本The Creative Class書中指出，美國社會的創意階層/階級包括了管理者、律師、醫生、軟件設計師、程序開發員等，約占美國人口的40%左右，而真正的Working Class在消失。

但究竟能不能構成一個較為同質化的階級，我們還不好說。階級分析一直是關于社會宏觀動力的，使用不當容易造成結論大偏差，需要格外小心。

我從7月份開始認真看特朗普的競選演說，發現他變得越來越有信心，越來越有激情，政治人物在歷史的風暴中會改變自身。就像羅斯福，在進入白宮前很多人也不看好他。特朗普現在還沒有進入白宮，但從他找的團隊來看，所有人從能力到價值觀取向，和他都很般配。

2016年1月，特朗普還沒有得到黨內提名時，政治分析家托馬斯·懷特就呼吁大家重視特朗普的主張。同時，他還指出，凡是有意志力的美國總統，在總統位子上會有強大力量，不是周圍人輕易能撼動的。

克林頓、布什、奧巴馬身上傳統政客的習性比較多，而由商人出身的特朗普落實他承諾選民的“革命”倒很有可能。一個來自1%階級的億萬富豪，在為制造業的中產階級利益奮斗，這事很奇葩，但我覺得他是認真在做。當然，特朗普最終能不能打破金融資本精英控制的這個格局、推動美國政治體制的創新？還不好判斷。

王文院長做了一個好的比喻，2016年可能是作為帝國的美國真正走下坡路的年份。雖然約瑟夫·奈（觀察者網注：美國新自由主義學派代表人物，著作有《軟實力》、《美國世紀結束了嗎？》）挺不情愿承認這一點的，可這個選舉結果就是證明，美國正在交出權力，特朗普要走終結全球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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