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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監管理念之外，平臺監管還涉及到監管的框架、監管的能力、監管的工具、監管的體系、監管的效用，等等。這也是今天我們國家面臨的困惑。

大工業時代，監管者和企業是存在合作的，監管的目標、任務和監管成效都是相對清晰的。監管一個行業，行業組織是一種慣用的模式。監管者有時候也會請龍頭企業出面，幫助管理和規約其他的小型企業，但是這些方式對于今天監管技術企業來說，幾乎是沒有用的。

頭部壟斷一旦出現，這些企業不僅不會幫助政府進行行業監管，還會用盡一切辦法壓制同類產品的競爭。同時它會逃避和規避監管，盡量使它所產生的負面外部性不為政府和公眾所知。這是第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政府在處理平臺經濟監管的時候又離不開技術巨頭，這跟傳統的模式也是很不一樣的。傳統的模式就是政府大不了自己建立一個監管機構，建立一套人馬，只要補充好監管能力，就能解決問題。

但是，現在的技術巨頭是一個比傳統的官僚體系和行政組織更前衛、更先進、更有組織效力的組織形態。現在國家之所以能管它，是因為它仍然還物理性地存活在國家體系的板塊里邊。

先進組織的監管需要依靠先進組織自身來解決。比如說政府要管理滴滴，就必須有一個跟滴滴幾乎是相應水準的技術組織，針對滴滴的數據進行實時監測，或者讓它們相互監督。

這種廣泛的協同監管可能是未來的大趨勢，目前政府在處理這個問題上沒有比較完善的框架，我覺得這也是需要展開想象和設計的一個方向。

觀察者網：能否監管好技術巨頭，確實是衡量國家能力的一個方面。有學者提出過一個觀點：如果中國能做好平臺反壟斷的工作，或許能催生出“互聯網社會主義”。您覺得我國在這方面該如何發揮制度優勢？

樊鵬：當前，世界各國都密切關注技術巨頭的影響，這是國家執政團體對于技術巨頭和平臺經濟引發的負面效應、次生災害的天然警覺。

但剛才我們也提到了，世界各國政府反壟斷的效果都不太好。一個原因在于今天的技術公司不像過去的托拉斯，其壟斷不再是規模的壟斷，或者組織結構的壟斷。其權力和組織特征的復雜性使得傳統的反壟斷工具難以應對當前的挑戰。

今天，一家規模不大的公司可以憑借技術在國家看不見的虛擬空間內掌握民眾的某些數據。比如，某個預測天氣的app，全國如果有10億人口都用它，它就能夠抓取海量的用戶數據。這種技術的杠桿作用使得它在事實上可能構成了壟斷。

另外，技術公司具體內部運作的隱秘性也給監管出了難題。而且它的這種影響是系統性的。比如像螞蟻金服這種互聯網金融企業，它影響了金融發展的穩定性，但我們具體又不清楚它的運行方式。

所以，我們目前在技術巨頭反壟斷方面的理論鋪墊、技術工具和資源儲備等方面，沒有完全做好準備。但立足于大趨勢來看，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確實有自己的制度優勢。

能不能催生出來互聯網社會主義，這個問題我們先暫時不回答，我們交給歷史來回答。但總的來說，互聯網新技術為社會主義的更好發展提供了一些新的條件，但是同時它也擊碎了一些過去被視為社會主義必要基礎的東西，因此它的影響必然是兩面的。

在國際上，平臺經濟產生的問題，主要是弱化政府的監管效能、破壞公眾隱私、破壞公平的市場競爭和市場秩序等等。更關鍵的是，它會破壞一個政府公權力的信用基礎，因為它有很強大的游說能力；此外，它有能力操控社會的意見生產機制，進而操控政治。西方的經驗提示我們，一旦壟斷帶來嚴重的負面外部性和社會次生災害，就很難控制。

中國在克服這些問題方面，有很多優勢。我們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優勢，有防范化解政治風險的意識，有統一的意志和協調各方的能力，有健全的國家能力和制度體系。這意味著如果我們的中央能夠意識到問題，就會著手去處理問題。

從去年國家市場監管總局針對阿里巴巴的調查，到今年全國兩會的討論，以及近期我們最高決策者的發言，都顯示了我們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這一方面是非常務實的。

許多國家無法做到這一點，因為它們的政治體制決定了它們在應對互聯網經濟的時候，存在“租值耗散”的問題，沒有一個統一的中央意志，都是分門別類地管理和進行分頭行動，所以技術寡頭很容易分而治之地去應對。

美國在調查四大技術巨頭的時候，這些技術公司是花了重金去游說政府的。包括歐盟在內也是這樣，技術巨頭在歐盟搞創新，因為歐洲很多國家有保守的價值傳統，所以他們要突破一些立法條款，也展開了游說。

但在中國，以類似的方法攻破最高決策機制，是不可能的。我們在防范政治游說、對抗利益集團方面有自己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