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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吳立群  視頻/崔英、楊潤】

觀察者網：新中國發展70多年至今，我們已經從解決溫飽走向了高質量發展階段。但目前，各個地區、各個領域均存在不均衡現象。在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們該注意哪些問題？具體該從哪些方面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

樊鵬：隨著我們“十四五”規劃（2021—2025）即將要完成發展的一個階段性任務，也就是我們國家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樣一個目標將要告一段落，我們接著就要進入到第二個百年目標，也就是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樣一個新的征程。

中央給提的一個要求就是高質量發展，那不是一個比較抽象的一些標準，而是說我們國家，今天走到了一個階段——不管是考慮我們的工業化水平，還是考慮我們的城鎮化水平，還是考慮我們國家整體的發展的實力和任務，都要考慮高質量發展。這既是現實情況的反映，也是我們給自己提出來的一個很務實、很具體的任務。

確確實實正如你所說的，就是高質量發展，它需要國家治理體系的跟進。因為在中國，大家知道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發展跟我們整個的黨的領導體制、國家治理體系是分不開的，二者是非常緊密的關系。因為高質量發展的階段，它有很多自己的內涵，也就是說在經濟社會各個層面會有新的變化。

這些變化出來之后，會有一系列的結構性的特征，就會對你的治理體系提出新要求，所以我們知道在今年的7月30號，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做出了這樣一個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判斷。

在這樣一個時間點上，有哪些新的環境和新的任務？比如說我們現在城鎮化水平已經更高了，我們已經從1980年的18.2%的城鎮化率，達到2019年的60.60%。我們從總體上已經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城鎮化的目標，但是如果你去細究的話，會發現我們的城鎮化還存在很多的不足，有量的，也有質的。

為什么這么講？因為城鎮化率是總體上全國性的，但是它還存在很多不平衡性的問題，尤其是我們璦琿—騰沖線以西廣大的中西部地區，還遠遠沒有完成城鎮化的指標。我們如果要到發達國家的中等水平的話，也基本上要達到大概70—75%左右。

而且，我們還存在一個不充分、不平衡的問題，另外我們目前的城鎮化的質量還不高。一方面，我們大部分的居民到了城市工作，但它是不是這個實質意義上的城鎮化呢？什么叫實質意義上的城鎮化？就是你要有公平公正高效的社會體系的支撐。比如說，我們很多人在上海工作生活，大家都在上海這個城市空間里邊，但是社會保障的水平層次還參差不齊。如果是同等國民待遇的城鎮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2019年8月10日，在上海市長寧路，一名外賣員冒雨送餐。

那么如果考慮到這些因素，你就會發現下一步，這種高質量發展階段實際上還需要國家治理發揮它的效力。比如在我們的社會保障方面，在促進區域之間的這種均等化方面，在進一步拉動高端要素聚集的這種城鎮化的質量提升方面，還需要做很多事情。

也就是說需要進一步優化我們的公共服務，優化我們的基礎設施，提高我們整個城市發展的公共產品供給能力。甚至應該說在就業、在社保、在戶籍各個方面還需要進行很多系統的改革。

所以我想說的是，我們高質量發展需要政府有非常高效能的治理能力。這個也是今年5月份總書記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在會見內蒙古代表團的時候提出來的。他說配合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們要有高效能治理，來支撐高質量發展的那些重大規劃、重大改革和重大政策。我認為這是國家能力的第一個方面。

其他方面，我想可以簡單說一下。你比如說，我們這樣一個城鎮化水平，我們還需要什么？整個國家的治理體系要能夠適應新的城鎮化的水平下，這樣一個新的社會組織系統的一些特征。因為我們的城鎮化率一方面很高，另一方面我們城市內部，它的社會組織體系、社會結構、權力構成都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比如說改革開放初期的時候，我們的城市單位就業人口比重非常高，大部分人都可以找到一個單位，最高的時候能達到60%多。但是今天我們的城市單位就業人口，已經只有13%點多，也就是廣義的財政供養人口越來越少，大部分人都流向了我們的企業、社會組織，其他的各種團體。

這意味著什么？如果你要用傳統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來治理這些人，治理這些社會群體，有時候我覺得可能就會顯得相對滯后。適應嶄新的城市管理、發展的這種特點，我們可能要適時調整治理的方式、工具。

你比如說上海是一個魔都，甚至可以和紐約、東京相媲美，那么這種情況下，中國還有其他很多欠發達的地區。你想想這兩種地區，你不可能用同樣一種理念、同樣一種方法、同樣一種工具來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