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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確定的地方債分為一般政府債券和專項政府債券。其中, 一般政府債券是地方政府為了彌補一般公共財政赤字而發行的地方債券，為了緩解地方政府臨時資金緊張，主要投向沒有收益的項目，通常用財政收入來償還。

專項政府債券是地方政府為了建設某專項具體工程而發行的債券，有一定收益的項目，償還資金也是項目對應產生的收入。地方專項債又可分為普通專項債和項目收益專項債。可以吸收民間資本和市場資本加入，例如PPP模式就是一個例子。

所以，隨著政府投資引導基金規模持續擴大，民間資本參與不斷活躍，地方政府融資更加多元化。這就等于是雞蛋不往一個籃子里放了。相較于獨山模式，現在這種模式下融資風險更顯性化，也更易于控制。當然，一些地區的 PPP模式也出現了比較意想不到的問題，這說明新的模式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更多堅實的制度條件和激勵機制加以保障支撐，但并不能說明政府引導基金的發展模式本身有問題。

與此同時，現在還在推進地方信用評級，地方的信用評級越高，就說明這個地方政府債務償還能力很好。發了債之后，社會資本跟進的動力通常就會越大。

考慮到這個背景，我覺得現在整個的融資方式跟過去比較已經發生了變化，也就是說在可控、信用、法制以及科學化管理的軌道上了，我們不能說是做的很好了，但是現在有了“轉軌”的趨勢。當然在轉軌之前，我們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獨山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觀察者網：除了融資規模的控制外，如何對地方干部的權力加以限制也成為了輿論關注的焦點。許多網友都在質疑，一個縣委書記何以能有這么大的能量融到這么多資金？如果加強對其權力的制約，獨山縣的債務危機可能就不至于發展到現在這一步了。對此，您怎么看？

樊鵬：剛才我們已經提到了，“舉債搞發展”是上一個時期的發展模式，獨山以及獨山的決策是一個時代的產物。背后的權力運行模式也是那個時代的原有模式。

我們現在干部評價體制有新的變化，但是總的來說還是一個競爭性的壓力型體制，當然現在不僅強調干部做事的能力，還更加強調制度執行力和治理能力。這種體制有它的優勢，我們長期就是靠鼓勵地方發展創新這個方式來激勵干部做事，幫助一些欠發達地區實現跨越式發展的。

但弊端也在獨山的案例上呈現出來了。把一個江蘇的干部派到貴州貧困山區去，實際上是考察這個干部完成急難險重任務的能力，是特意安排的政治歷練和艱苦鍛煉。所以越是這樣，這些干部越容易收不住，因為他想要整出動靜來，展示自己的“治理成效”，以此獲得晉升的政治資本。

潘志立

有人提出過“錦標賽”模型的假設，認為中國政治體制的動能來自于各級干部因競爭產生的充分積極性，而競爭的前提是充分放權，分權負責。但這本質上是一種“弱監督”、“寓封建于郡縣”的制度，一定程度上就是“我的地盤我做主”。

分權競爭有它的優勢，使地方干部保持了充足的發展動能。但經濟學和政治學都有大量研究提出，分權競爭模式的問題和惡性后果，比如消極競爭、惡性競爭、高耗能式競爭會不斷在改革后期呈現出來。此外，還有抱團取暖、地方保護主義、利益結盟、巨大的地方腐敗等問題也可能會出現。

比如說處于政治和經濟雙重競爭地位的同級官員之間，由于合作空間小、競爭空間大，客觀上助長了“地方保護主義”。如果我們要細究的話，這其實是縣域政治的一個大背景。地方干部為了追求符合個人政績和晉升收益的短期效應，傾向于擴大投資規模，通過增減掛鉤等各種政策爭奪用地指標，追求建立大而全的地區發展戰略，于是造成了形形色色的產業大戰、發展模式的大戰，形成惡性競爭和各種有名無實的制度創新，也在不同程度上消解了中央必要的總體設計和監管調控。

如果我們回顧這段歷史，全國出現過各種各樣的發展模式，其實你過去看會發現內涵都差不多，為了實現這些所謂的“發展目標”，各地就必須得爭奪各種各樣的土地用地指標。這個也有網友反映了。你得上個項目，才能有地，這種競爭就開始向外蔓延了，各地就要去競爭土地指標。

如果再探究一下背后的系統性問題的話，我們一方面應該承認制度進步是有層次的，是緩慢變遷的，需要經歷這樣一個粗獷的權力運行階段。但另一方面，確實是需要進行檢討。

獨山縣的潘書記這種地方干部為什么會做出這樣一些貌似不理性的決策？因為特定環境下的制度容易激勵干部從事一些短期行為，對一些整體性利益和長遠目標責任缺乏必要的考量和重視，也缺乏以法治思維、科學方式處理問題的意愿和能力，這在那個階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