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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

中央紀委到底是什么性質的機構？如何理解中央紀委在中國政治體系中的角色和功能？

將中央紀委單純視為反腐機構，矮化了其政治地位和功能，遮蓋了中國政治過程的豐富內涵和中共體制的韌性。

十八大以來，中央紀委做了一次權力“加減法”，職權經歷了“收縮”和“擴張”同步并進的過程。短短四年，從簽字背書維護黨風黨紀，到與時俱進協助中央產出黨內規制，中央紀委的政治功能歷經轉型。這是一種怎樣的改革邏輯？基于何種政治理據？

黨章規定“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的領導”。作為黨的中央組織，中央紀委屬于“黨的領導”的組成部分，但其職能和性質卻有別于宣傳、組織等黨務部門。遵循《黨章》提煉的“監督、執紀、問責”六字，規定了黨的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開展工作的“實”，但要讓中央紀委的權責更具政治合法性，讓外界更加理解和認同中央紀委，還需緊扣《黨章》的有關規定，參照其不斷豐富的治理實踐，總結其“名”，賦予其更堅實、有力的政治論述和理論基礎，使“名”副其“實”。

中國共產黨是國家憲制的守護者，中央紀委則受黨中央委托，做黨內憲制的守護者。立足“治標”之當下，著眼“治本”之長遠，維護黨的章程的尊嚴，保障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的實施，確保黨的領導地位和黨內憲制安全，是確保國家憲制安全的必要前提和政治保障，也是黨中央交給中央紀委的偉大歷史使命。

中央紀委，無疑是現階段中國政治生活中最招眼、最特別的一個機構，這一點可能不會有太多人反對。

但如果被問到：中央紀委到底特別在什么地方？它到底是個什么性質的機構？如何理解中央紀委在中國政治體系中的地位、功能？恐怕會蹦出來一堆有趣的答案，不過緊隨其后，困擾中央紀委和紀檢系統的理論性問題也會隨之而來。

中央紀委的“名”與“實”

最多人給出的答案可能是兩個字：反腐。

每周五下午，中國幾乎所有重要媒體都在緊盯電腦屏幕，等待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隨時可能公布的最新執紀信息，這里將隨時可能發布一則或數則極具新聞效應的信息：本周內哪些“老虎”將被揪出，哪些代表性的“蒼蠅”（違反中央八項規定和“四風”方面典型問題）將被作為負面典型。信息一旦公布，便在極短的時間內傳遍世界。

一提到“大老虎”，就會想到中央紀委；一提到中央紀委，就會想到“打老虎”、“拍蒼蠅”，中央紀委是中國共產黨的反腐機構，這幾乎成了社會各界甚至海外對中央紀委形象的主流認知，也是中央紀委“名”聲在外的最大原因。也無怪乎很多人將中央紀委與香港的廉政公署（ICAC）和新加坡的貪污調查局（CPIB）相提并論。

實際上，這種機構認知并不十分恰當。反腐機構的形象雖然凸顯了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紀委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戰略部署下正風肅紀、反腐懲惡積極開展反腐敗斗爭的特點，但卻在無形中掩蓋了中央紀委改革實踐的更多內容。

2016年初，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做工作報告（公開），提到一組數字：2015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誡勉談話5.4萬，其中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調整20萬，重處分和重大職務調整8.2萬。如果細算，全國約每300名黨員就有一名黨員受到了黨紀輕處分以上紀律處分，這些數字向社會彰顯了反腐斗爭的極強震懾效果，顯示了中央堅持從嚴治黨的決心和意志。但是，這些數字中并非主要是因腐敗問題受到懲處，恰恰相反，以2015年出臺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提出的“六項紀律”（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工作紀律、群眾紀律、生活紀律）為標準，在約30萬受到處分的黨員中，違反廉潔紀律的僅僅是其中很少一部分。

這是否意味著“執紀”——作為黨的紀律檢查機關——才是中央紀委最顯著的政治功能呢？其實也不完全。以身邊所熟悉的紀檢體制內部的同志為例，雖然每天都在從事與紀律相關的工作，可是其中大部分人對于中央紀委自身角色定位和政治功能的“形象構想”，也可謂是千差萬別，認知并不甚清晰。

十八大之前，中央紀委的工作延伸到黨政體系各個層面，涉足各業務領域，紀法不分，權力邊界不清，問題有目共睹。十八大以來，在“全面從嚴治黨”、“將紀律挺在前面”、“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等新的政治論述下，中央紀委強調紀法分開，聚焦主業，實現“三轉”，更加強調其“監督、執紀、問責”的功能，但是現階段的治理實踐中，中央紀委系統顯然是將更多精力用在了“執紀”上。《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將黨的紀律整合規范為六大方面，以“六項紀律”為戒尺，中央紀委在落實“執紀”職責方面，取得巨大成效。

問題在于，如果按照王岐山書記提出的履行黨章規定的六字職能，除“執紀”外，還有“監督”和“問責”兩項。這恐怕也是困擾各級紀檢系統的更重要的問題。要實現所謂“先治標后治本”或“治標就是治本”的政治目標，就不可能忽視這一前一后兩方面，但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都還非常滯后。簡單一個理論問題可能就難以找到答案：為什么監督？監督什么？怎么監督？為什么問責？問責什么？怎么問責？

顯然，中央紀委的政治功能并不僅局限于反腐，將中央紀委作為一個反貪腐機構，矮化了中央紀委的政治角色和政治功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遮蓋了中國政治過程的豐富性。海外學者和西方媒體，甚至包括國內個別媒體，就常對中央紀委進行工具化、泛政治化的理解，將中央紀委放在政治權力格局與人事更迭視閾中加以品評解讀，多少與他們對中央紀委角色功能的認知有關。但即使將范圍放寬，對中央紀委工作實踐的“執紀”特色加以考慮——這已經構成當前中央紀委工作實踐中的主要部分——同樣不能完整地概括中央紀委的角色和職責。

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講求“名”和“實”的統一，但是現實政治生活中往往出現兩種偏頗的情況：一種是有其“名”卻未見其“實”，另一種則是實際政治生活中已有其“實”，但卻未見其“名”，簡單說就是實踐走在了理論前面。十八大以來中央紀委的改革，屬于第二種情況。做了很多，探索了很多，進步了很多，但是相比較于內涵豐富的實踐，“頂層”的理念探討和有關角色功能的理論探討相對滯后。簡單來講，有其實，無其名；或雖有其名，但名不副實，名實不一。

從“實”的角度來看，以可以觀測為標準，十八大以來中央紀委的改革實踐主要經歷了兩個重要方面的轉變：通過職權的收縮與擴張，做了一次權力的“加減法”；從簽字背書維護黨內風紀到與時俱進產出黨內規制，中紀委的政治功能得以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