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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宇（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特聘高級研究員）：我問陳啟宗先生一個問題，您的地位不一樣，已經功成身退了，是以智者的身份，從上帝的視角來看中美競爭、看中國的經濟發展。我們在座的有這么多年輕人，主要都是職業經理人，我們怎么選擇呢？能不能支兩個硬招？現在大家覺得卷又卷不動，躺又躺不平，情況這么復雜，我們該怎么辦呢？

陳啟宗：老實說我不能講得再直白了，記不記得我勸大家，離開市場、離開房地產是一個選擇。還有更厲害的話能說的嗎？已經說到盡頭了吧。

剛才主辦方講的那些東西我很有興趣，但我感覺那是用舊的模式來看新的問題。新的房地產跟從前的房地產恐怕是（處在）一個相當不一樣的環境，這些東西我們要掌握得住，要頭腦清醒，要不然你就會成為下一輪被犧牲的人。

我提另外一點，是剛才陳淮提到的，就是日本人出海的問題。現在中國房地產商還沒講這些，從前那些賺了錢的人到海外去買物業，到倫敦、紐約去買物業，他們認為這是保值的好方法，但我真的替他們擔心。這些東西我已經做了40年，在英國、美國買物業我都做過。他們這樣做是沒辦法的辦法，因為他們不想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我說這些人將來不一定有好下場，不要以為他們現在做的是對的。

本國不行，海外也不一定好，那我們怎么辦呢？這就是今天全世界企業家所面對的共同問題。其他行業出去的更多，我真替他們擔心。

我也幫助他們，凡是來找我的，我都盡可能幫助他們。有一個制造業的企業家在墨西哥投了20到30億美元，還想再投二三十億美元，我就把他介紹給我的墨西哥朋友，包括一些部長、大使。我跟他私下交流的時候告訴他，我不是想說你現在做的是錯的，但是我可以告訴你，比如說美國早晚有一天不允許中國企業在墨西哥等等臨近美國的國家去設廠，把產品賣到美國去。你不了解美國的文化，你去海外投資是很危險的。所以你在放二三十億美元過去之前，我勸你考慮一下我的話。

他說，我還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呢？我說全世界已經一分為二，這是美國人要做的，你沒有別的辦法。整個世界格局在改變，要是不清楚認識這些問題，我們出去是很危險的。

包括房地產商，我也給大家一個忠告，不要那么有把握，以為出去了就是對的。中國人有句話，鄰居的飯是比較香的。老外有句話，鄰居的草地是比較綠的。也就是說，你知道自己的難處，卻不知道別人的難處，我比較知道他們的難處，（所以）我很小心。你以為你可以，恐怕歷史會證明，你也不一定可以。

2016年后，中國對墨西哥的投資速度上升

樊綱：聽了陳先生這番言論，我有兩個感觸。第一，我們說現在國際上這些問題都是地緣政治因素，在地緣政治問題面前，經濟學一無是處、蒼白無力。你還跟人家說什么“合則兩利”、（說什么）雙贏、成本、效益，沒人跟你談這個。

所以我們企業界也好，學者也好，不要拿著經濟學的原理去套，這些東西是套不上的。我們就在這么一個時代，面臨著這些地緣政治因素，要高度重視。

陳啟宗：我加一句，短線來看，政治絕對是勝過經濟的，長遠來看經濟是主導的。所以樊綱的觀點我完全同意。

樊綱：陳先生昨天晚上就講了這些問題，剛才他又講，我覺得非常對。

第二，你別老說你退休了就不來了，退休了更有時間來了。我們是學者，不知道一線有什么問題，你在一線這么多年，你是知道的。所以大家給個掌聲，歡迎陳啟宗先生繼續來參會。

我再給大家拋一個問題，先不說失去多少年，我們可以再做一些簡短的估計，把現在這些問題能夠基本處理完，你們認為還需要多長時間？

陸挺：這個問題挑戰太大了。我們對現在究竟面臨什么樣的問題，以及問題的嚴重性，還有我們究竟有什么樣的機遇，有什么樣的有利條件，這些方面大家都是有不同見解和看法的。

而且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可能解決了很多問題，緩解了很多問題，但可能也產生了一些新的問題。比如說過去十幾二十年，一方面我們解決了很多問題，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我記得我還在美國讀研究生的時候，當時中國的GDP在世界排名第七、第八，后來很快到第三、第四，到2009年超過日本變成第二，這就是我們的發展。

但是當我們發展到第二，尤其是大家在算中國經濟什么時候超越美國的時候，很多新的問題都來了，后來我們研究的很多新問題是當時沒想到的，尤其是2019年中美貿易戰開打，以及后來的很多地緣政治的問題。所以實事求是來說，樊綱老師這個問題，我沒有能力很清晰地回答，我只是想說現在需要我們去解決的當務之急的問題有很多，我們也應該有這樣的準備，去迎接很多新的問題。

樊綱：我是假定大家心里都有這個問題，都想問，我來代他們問一下。

陳淮：我們永遠找不到風平浪靜那一天，沒有云開日出、從此以后就是很好的日子，永遠要在風雨中前行，過了這一關還有下一個坎。

剛才說日本自己說失去了30年，我從念書起就知道日本列島沉沒，最早看的一本小說是講蘇軍在日本登陸。日本也是危機感很強的國家，日本政府也有很多教訓，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你聽說日本金融業倒臺了嗎？這是日本政府做得好（的地方）。

但是日本政府也做錯了很多事，我專門在日本考察了兩年日本產業政策，很多像樊綱教授這樣德高望重的頭面人物我都一一拜訪過。日本有一個特點，當日本政府做錯了什么的時候，企業和產業能糾正它。你聽說過因為日本政府開錯了藥，哪個產業就死了的？

今天時間太倉促了，回答樊綱教授這個問題，也是回答24年來不停（在問）的問題。

第一，房地產行業面臨前所未有的艱難，而且別指望兩三天的時間，或者誰有祖傳秘方能夠妙手回春，今天吃了藥，明天就能起死回生了。以我的判斷，不管你是年輕人還是中年人，或者是老年人，至少要三年，弄不好還要更長時間，恐怕是我們休養生息、恢復元氣，以及糾正失誤所需要的時間。我堅定地認為，誰要是急功近利，那都是庸醫。

第二，中國還要建非常多的房子，還要長期建房子。我們的城鎮化剛剛拉開帷幕，走過了粗放的初級階段。我們要想把一個十幾億人，大多數人住鄉下的民族變成大多數人住城里的民族，變成像日本產業那樣有技術競爭力、一流的團隊，（能夠）上世界杯，直接進半決賽，前面的預算不需要參加，要有這樣的本事才行。

最終還是兩句話：第一，我們要砥礪前行，對困難的長期性和艱難性要有充分的估計。第二，我們一定還有大發展，不是小發展。

上圖：廣西百色市隆林各族自治縣金鐘山鄉平流村坡安屯群眾搬遷前的住房（2017年7月21日攝，無人機照片）；下圖：平流村坡安屯群眾搬遷到安置點的新住房（2019年12月3日攝）。新華社記者 張愛林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