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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二九運動——近代清華最閃光的時刻

張甲洲以及馮仲云、于天放、胡喬木等人所代表的這一清華傳統，并非是曇花一現，在他們離校之后，這一脈繼續頑強地生根繁衍，到1935年一二九運動時砰然發力振臂高呼，一舉扭轉了中國的走勢。《無問西東》的片面性就在于對清華的一二九傳統只字不提。

一二·九運動，大致是幾位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成員（包括組織部長彭濤、宣傳部長周小舟、書記谷景生）與少數在校學生黨員具體策劃、發起的（筆者非一二九運動的專家，文中若有疏漏差錯，歡迎批評指正），其行動邏輯與次序大致如下：

先組織各學校的“黃河水災賑濟會”賑濟災民，在賑濟會的基礎上再成立“北平大中學校抗日救國學生聯合會”，由學生聯合會出面倡議各學校采取行動。聯合會的核心成員是黨團員或外圍積極分子，像主席是女一中的團員郭明秋，秘書長清華化學系的姚克廣即姚依林是剛入黨的黨員，此外還有總交通鏡湖中學的孫敬文、總糾察東北大學的鄒魯風、總交際燕京大學的黃華大概都也都是團員。聯合會決定12月9日各學校上街請愿游行，并將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定為運動的口號，以便于團結更多的人。中共黨員雖然人數很少，但是由于掌握了學生聯合會，從而將運動置于自己的領導之下。

清華大學在12月9日這一天出盡了風頭。由清華學生黨員蔣南翔執筆的《清華大學救國會告全國同胞書》中的“華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的呼喊，傳遍全國；燕京、清華的學生游行隊伍們被阻于西直門外（城內參與的是東北大學、北平大學、中國大學、師大、輔仁以及北大等校的學生）時，清華社會學系女生陸璀登高向民眾慷慨陳詞的形象借助報紙廣為人知。

清華大學救國會告全國同胞書

蔣南翔

五四運動時，從教師領袖陳獨秀到學生領袖羅家倫、許德珩、張國燾等，北大獨領風騷，一二九運動時，終于輪到清華顯山露水了。12月14日，北大教授、當年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許德珩就說：五四運動看北大、一二九運動看清華。

當然，北大一向是不愿甘居人后的，12月9日之后，正在北大數學系就讀的中共黨員黃敬與彭濤、姚克廣、郭明秋等人決定，趁熱打鐵，于12月16日再發動一場游行。12月16日的游行，北大等學校也積極加入進來，規模比一周前更大了。在南城天橋，黃敬在東北大學學生宋黎等人的簇擁下跳上電車對民眾演講的鏡頭，成為一二九運動留給后人最有代表性的記憶之一。

一二九之前，國民黨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一二九則讓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呼聲響遍全國，為歷史的轉折提供了輿論和民意基礎，沒有一二九就沒有西安事變，也就沒有全面抗戰。一二九運動，就是清華大學在近代對中華民族所做出的最偉大的貢獻。

《無問西東》中，清華校長梅貽琦先生出鏡不少，他與一二九的故事也是很有趣的。12月8日晚上接到學聯次日游行的通知后，清華學生救國會（即學生會）立即召集學生在大禮堂開會通過了參加的決定。半夜十二時左右，得知消息的梅貽琦叫人敲鐘，召集全體師生員工都到大禮堂緊急集會。梅校長聲淚俱下，勸阻學生們明天不要去游行，說若上街一定會與軍警及日本兵沖突，是要流血的；說青年是國家的財富，愛國我很同情，但愛國也要愛校，這樣鬧下去學校可能被迫停辦，清華傳統就要中斷了。

《無問西東》中的梅貽琦

梅校長言畢，救國會即學生會主席、哲學系學生陳其五（劉毓珩）立即表達了相反的意見，他說梅校長是出自好意，但愛校首先要愛國，國之不存，也就沒有學校了；為了挽救國家民族危亡，愛國青年不怕斷頭流血。陳其五的講話，得到同學們的鼓掌支持。梅校長的勸阻失敗了，幾個小時以后，清華、燕京兩校同學千余人就步行進城，拉開了一二九運動的大幕。（參閱陳其五：《關于一二九運動的一些情況》）

坦率地說，論起對中華民族的貢獻，陳其五、蔣南翔、陸璀、姚克廣等廣大清華學生大概要比陳寅恪等“大師”們大得多，他們思想敏銳而又勇于擔當，憑借自己的主動出擊而有力地干預了中國的歷史進程，很奇怪，清華的這一重要歷史貢獻、清華的這一重要傳統在《無問西東》中竟然沒有得到任何展現。既然崇尚“無問西東”，那就應該既講西也講東，盡可能全面、完整地把清華豐富的歷史與多樣的傳統展現出來，可是，落到實處的卻是選擇性地厚此薄彼、揚此抑彼，一面過分地突出乃至拔高某一傳統，一面又對另一傳統視若無物。標榜“無問西東”，變成了“只問西不問東”、“只褒西不言東”。

《無問西東》用大量的篇幅渲染泰戈爾訪問清華以及陪侍泰戈爾左右的幾位人士的逸事，但是，對一二九運動卻不置一詞，不得不說，這是對清華歷史、對清華學子的極大的不公平。像梅貽琦校長與廣大清華學生在凌晨時候的那場交涉與沖突，無論從其實際歷史意義還是從生動的故事性來看，都要比泰戈爾那些空洞的不知所云的玄談清論更值得拍成電影。

泰戈爾訪問清華

一二九游行后沒幾天，1935年12月25日，清華物理系的學生錢偉長與凌則之（1940年百團大戰中犧牲）等二十幾位同學（含一位女生吳瀚）組建了南下自行車抗日宣傳隊，頂風冒雪，穿越大道阡陌，深入鄉村市鎮，宣傳全民抗日，一直騎行到南京。緊跟著，以千百計的平津學生也都走出校園宣傳抗日，形成了聲勢浩大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運動。在我看來，無論實際意義還是美學意義，錢偉長他們的實踐都要遠勝于影片中“吳嶺瀾在日機轟炸下講讀泰戈爾”的虛構故事。

“沈光耀”、沈崇誨能因為國捐軀而在今天被我們銘記，其實也要感謝一二九運動。沒有一二九運動，就沒有全國輿論的轉變，西安事變就不會發生，也就沒有七七事變后的全面抗戰，也就是說，若沒有一二九運動，國民政府面對日寇的侵略與蠶食，將一如既往地逆來順受茍且偷生，窩窩囊囊地不抵抗下去，沈崇誨將報國無門，連上戰場為國犧牲的機會都沒有，除非他跑到關外去找他的清華校友張甲洲、于天放、馮仲云。只談“沈光耀”不談一二九，這不光不公平，也抹殺、掩蓋了歷史的因果連續性。

抗戰爆發后，清華南遷，在長沙與北大、南開組成了西南聯大的前身長沙臨時大學，旋即又遷至昆明。《無問西東》中“沈光耀”故事的開始，就是1938年初西南聯大的師生們從長沙趕赴昆明的場景。現在還健在的宋平，是1935年考入清華化學系的，他也在那時離開了長沙，不過他沒有隨校前往昆明，而是輾轉去了延安。

在抗戰中堅持辦學的西南聯大，里面既有“敗北主義者”聚在一起鼓吹“屈服”（見后面詳述），也有像李政道、黃昆這樣的寒門子弟與楊振寧這樣的書香世家子弟，跟隨吳大猷教授在艱苦的環境下繼續進行科學研究探索，也有一二九精神的薪火相傳。

抗戰結束后，聯大的表現也是令人肅然起敬的。當時，國民政府無視民意、欲撕毀雙十協定重新發動內戰，聯大學子們率先站出來，無懼特務的手榴彈、以自己的血肉之軀來阻止內戰爆發。1945年昆明一二一運動以及聯大學子們為此付出的犧牲，也是不該被我們所遺忘的。從一二九發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呼喊，到一二一運動阻止內戰重新爆發，這是一脈相承的一個傳統，這是清華、是西南聯大對中華民族的始終未曾中斷過的奉獻。

很遺憾，影片也絲毫沒有談及西南聯大的這些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