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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又有一名醫生被打死了。

5月18日下午，數名男子帶著一名兒童來到湖南邵東縣人民醫院五官科就診。醫生王俊正在做著手術，說該兒童傷情并不嚴重，等做完手中的手術后再來處理孩子的傷口。這幾個人不樂意了，就圍毆王俊醫生，然后一跑了之。當晚，雖經過全力搶救，王俊醫生依舊離開了人世。

這是中國殺醫暴行中最新的令人發指的一幕。這根本不是什么“醫患沖突”，這也與醫療體制無關，這就是行兇殺人，這就是純粹的刑事案件。

坦率地說，近年來殺醫、傷醫暴行頻頻發生，與媒體對民眾的誤導有關。長期以來，明明是殺醫傷醫暴行，明明是刑事案件，可是大量媒體的報道或評論卻很值得推敲：首先，它們大都采用一個中性的概念——“醫患沖突”——來予以描述、解讀，兇手對醫生的暴行變成了醫患之間的沖突，“敵我矛盾”變成了“人民內部矛盾”；進而，對“醫患沖突”的原因，它們一般解讀為這是“公立醫院醫療體制”的問題，即公立醫院改革滯后，占據太多資源，民營醫院發展受到壓制，導致看病難看病貴，由此引起了醫患沖突。

每次罪犯殺了醫生，大量媒體不對罪犯進行討伐，而是說這是醫療體制不好造成的，這相當于說，罪犯殺醫生就是義舉，就是在反抗不公的醫療體制。長此以往，就形成了殺醫生有理的社會風氣。

就拿剛剛發生的陳仲偉案來說吧。5月5日，廣東省人民醫院口腔科主任醫師陳仲偉被暴徒殘忍地殺死，盡管對兇手的調查結果目前警方還沒有對外公布，但是此案的主要事實似乎已大致分明了：兇手因為20多年前做的烤瓷牙變色了，去醫院向陳大夫提出巨額索賠并進行威脅；陳大夫報警后，該犯一度被送進精神病院；出院后便立即對陳大夫行兇。

即使陳仲偉案事實如此明確，與醫療體制、與所謂的“看病難、看病貴”等根本無關，可是，這仍舊擋不住眾多媒體將暴徒的個人行為強行歪曲為對醫療體制的聲討，試舉幾例如下：

“陳大夫被殺證明在病態的醫療體制下，醫生和患者都是弱勢群體，宛如阿Q和吳媽的PK，弱者拔刀沖向更弱者，形成幾乎無解的暴力沖突循環。關鍵在于：誰是強者？掌控著最優質醫療資源的公立醫院如何真正為全民服務？民營醫院如何在法治軌道下獲得公平運營環境？”

“從根本上來說，醫患糾紛以及醫暴、醫鬧等現象，很多都是多年來醫療體制改革推進過程中革除積弊尚不徹底帶來的問題。……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應進一步加快醫療體制改革的步伐”。

“醫患糾紛是難看的‘糖尿病足’。醫患糾紛就好比是‘糖尿病足’，糖尿病發展到晚期，病患常常在下肢出現潰瘍或者壞疽，這被稱為‘糖尿病足’。如果僅僅是將腳痛歸咎于腳的問題，根本就于事無補。糖尿病足是全身疾病，醫患沖突也同樣是一種整體病態的反應。”

“中國社會現在出現的種種醫患沖突，也是整個社會機體病入沉疴的反映……醫者無故，病者無辜”。

在上述報道與評論中，殘害陳仲偉醫生的兇手不再是兇手，成了“患者”“弱者”，其純屬個人因素的殺人行徑也莫名其妙、不經過渡地變成了“病態的醫療體制”逼迫所致，這等于在鼓吹：“殺醫有理，兇手無辜”。殺醫暴行怎么就“無解”了？嚴懲兇手，并且在全社會形成不為兇手開脫的輿論，肯定就能夠大量減少該類案件的發生。還有，這種將醫生與兇手同等對待、都視為“弱者”的態度，也是對被殺的醫生的莫大的不公與羞辱。

近年來，幾乎所有的殺醫事件，都與醫療體制無關，都與看病難看病貴無關，醫生被殺，主要是兇手自身的原因與責任。那些口口聲聲要讓醫療體制來為此負責的人們，你們哪怕能舉出一例殺醫案件是因為醫療體制的問題或看病難看病貴所致嗎？

如5月10日凌晨2點左右，三個十八九歲的剛經歷一場斗毆的青年，來到重慶石柱縣中醫院急診就診。值班醫生外科主任汪永欽見其中一名傷者右手傷勢嚴重，他準備對傷者立即進行清創縫合術，但該傷者只要求簡單包扎。汪永欽向傷者解釋清創縫合的必要性時，有一名青年不耐煩了，突然就掏出隨身攜帶的刀具，朝他一通亂砍，致其重傷并毀容。還好，汪永欽比陳仲偉、王俊要幸運，經過搶救后脫離了生命危險。

醫生的好心換來的是不問青紅皂白地揮刀相向，這樣一群“爛仔”、“混混”、“黑社會”、“流氓”的暴行，能怪到醫療體制頭上嗎？

世界上是有這種人的：不管有理沒理，只要你不依著他，他就對你行兇。兇手行兇，暴徒施暴，這跟“醫療體制”何干？把一切暴行、惡行都解讀為體制不好造成的，說體制不改革暴行就不絕，這實際上是在為惡人、壞人張目，這實際上就是在鼓勵行兇作惡。

二

回頭看看，浙江溫嶺的連恩青殺醫案，媒體對兇手連恩青給予了多大的關照與支持。此案中，有人不僅將殺醫責任歸咎于醫療體制，還怪罪“社會病了”。連恩青自己行兇作惡，為何要讓全社會全體人民來為他背黑鍋呢？不去譴責兇手，反而諉過于全體人民，這講理嗎？不僅如此，不少人甚至還變本加厲，全然不顧兇手蠻不講理、濫殺醫生的事實，公然對兇手進行直接的美化。行兇之前，就連連恩青的的家屬都認為他有問題，將他送進了精神病院，可是，媒體照樣視若無睹，將其塑造成了一個反抗體制的悲情英雄。有些媒體人甚至搬出“空鼻癥”這個醫學界根本就不認可的名堂，試圖從技術角度來為連恩青的無理訴求以及暴行來辯護。連恩青被執行死刑時，媒體的報道達到了高潮，對相關細節毫無遺漏，并以密集刊登其遺書作為著力點。連犯遺書稱“自己不會去為所作所為去懺悔，去害怕，相反的，只有堅定和榮耀，加上藐視！”在媒體的如此渲染下，一個偏執、兇殘的殺人犯，簡直就成了一個反抗暴政、慷慨就義的烈士，而殺醫生也成了一件“榮耀”的事情！

在這樣的輿論的誘導與鼓勵下，傷醫、殺醫暴行怎么可能消退。

如果說，連恩青之流對醫生舉起屠刀時還算有所借口的話，那么有的兇手連這個借口都沒有，可是，就是這樣的兇手，照樣得到了媒體的眷顧。

2012年4月13日，兇手呂福克一天當中在北京兩家醫院分別用刀直刺兩名醫生的要害部位，萬幸的是兩名醫生雖遭受了重創，但經搶救最后都保住了性命。兇手呂福克跟兩家醫院的醫生有何血海深仇？說來簡直令人不敢相信。原來北京人呂福克去天津做了鼻腔手術后，又分別去北京兩家醫院要求醫生開證明說他的手術不成功，好去索賠。兩家醫院的醫生理所當然地都拒絕了呂福克的無理要求。呂福克于是就在醫院持械毆打醫生，被警察帶走。被打的醫生非常大度，表示不追究呂福克，警察將其釋放。不過呂福克對此毫不領情，不久就對兩名醫生行兇。

兇手呂福克的罪行如此明顯，可是照樣有人嫁禍于“公立醫院改革滯后”：

“2012年4月13日，……中國公立醫院再發兩起血案：先是該日上午，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耳鼻喉科教授邢志敏在其工作診室內，被一不明身份人員（即呂福克——筆者注）刺傷；繼而在當天晚上，北京航天總醫院急診科副主任趙立眾被刺傷。……頻頻發生的暴力傷醫案盡管屬偶發事件，但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其中，大型公立醫院的累年積弊及改革滯后，是醫患矛盾激化最重要的制度因素。”

呂福克這樣蠻不講理且又兇殘無比的惡棍，醫生不給其開假證明，不幫助其行騙，他就要殺醫生，將此歸罪于醫療體制改革滯后，這一方面是嫁禍于醫療體制，一方面則是為兇手開脫、美化，如前所述，無異于鼓勵行兇作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