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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全球價值鏈重構、外需不足和諸多不確定因素，我國在外資外貿領域面臨嚴峻挑戰。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強調“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

如何評估外貿結構性轉變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中國企業“走出去”如何更好地應對地緣政治風險？俄羅斯抵御西方制裁的經驗帶給中國哪些啟示？針對這些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前副所長丁一凡做出以下解讀。

·外貿結構性轉變的原因

觀察者網：在全球經濟放緩、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背景下，我國外貿格局發生了結構性的轉變。2022年，中國前五大貿易伙伴分別是東盟、歐盟、美國、日本和韓國。日本、美國等目的地份額下降，“一帶一路”沿線國、俄羅斯、東盟等快速上升。這種外貿結構性轉變可能對中國經濟帶來哪些機遇和挑戰？

丁一凡：實際上，我國貿易出口結構一直在變化，否則根本無法理解中國的貿易順差一直在擴大。如果中國還是像十幾年前那樣出口輕工產品、鞋襪玩具，不可能達到今天這樣的外貿規模。我們的出口貿易金額一直在增長，說明出口產品升級換代了，出口附加值越來越高了。

中國外貿出口一直在做結構優化，特別是疫情這幾年來，有一個很大的變化，中國對非西方國家的出口，也就是對美歐日以外國家的出口越來越高，2023年已經超過了對美歐日國家的出口。這個現象背后有三個原因。

第一，中國需要出口多元化，不能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如果我們只依賴于過去美歐日發達國家市場的話，遇到地緣政治斗爭，可能會有麻煩。因此，這樣的布局很早就開始了，只不過這兩年發展得越來越快了，中國從2010年左右就開始出口多元化，以擺脫對發達國家市場的依賴。

在本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國出口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從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后，發達經濟體出現衰退的趨勢，西方社會還爆發了嚴重的社會抗議活動，比如“占領華爾街”，中國的出口也隨之受到影響。后來，我們提出“一帶一路”，也是為了應對出口下滑的趨勢，為開辟其他市場做好準備。

“占領華爾街”抗議者。 圖源：紐約時報

第二，隨著“一帶一路”的推進，我們對非美歐日市場的出口大幅增長，這跟中國對外投資大幅增長有關系。

中國幫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建設港口、機場、鐵路、高速公路等大型基礎設施，而這些國家本身沒有能力制造基建，所以中國承包項目，同時也出口機器設備。

從這個方面講，中國的貿易出口變化跟投資增長有關，而且出口的商品不是純粹的消費品了，我們出口很多機電機器設備，這些機器設備的附加值遠遠高過一般的日常消費品。舉個例子，中老鐵路或雅萬高速鐵路完全改變了當地人們的生活節奏和生活方式，也改變了他們對中國的看法，這些事情跟我們的出口和貿易結構變化都是有關系的。

第三，西方國家越來越把中國看做一個危險的競爭對手，因為中國在海外市場上的表現要遠遠優于他們。中國是全球140多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遠遠超過美國、歐洲、日本。最近這些年，美西方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地緣政治的借口跟中國展開了貿易博弈。

比如，拜登政府上臺后，選擇繼續維持當年特朗普政府的關稅，這都是為了從其他角度跟中國搞貿易博弈，使得中國直接出口下降。

認真觀察中國出口貿易這些年的變化，比如我們的生產轉移到東南亞、南亞等地區，原本中國的產業鏈、供應鏈隨之轉移，原材料和半成品通過東南亞國家加工以后，依然流轉進入美歐市場。

這就出現了一個現象，東盟國家現在變成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但是中國對東盟的貿易出口大部分不是最終產品，而是中間產品。這些中間產品在東盟國家經過組裝，又出口到美國。從全球的貿易統計來看，中國對東盟的貿易出口增加，東盟國家對美國的貿易出口也在增加。

觀察者網：新聞上報道的所謂“越南制造”的崛起，背后也離不開中國強大產能的支撐。

丁一凡：從越南出口到美國的產品里，有70%是從中國運過去的。這才帶來了所謂的“越南制造”貿易量的上升，越南出口貿易量的上升背后是中國對越南出口量的增長。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墨西哥，中國很多廠商把部分生產轉移到墨西哥，因為墨西哥是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成員，所以墨西哥出口到美國基本上關稅很低。因此，很多大宗商品、汽車類的工業制成品，都轉移到墨西哥組裝后，再進入美國市場。

如此一來，中國對墨西哥的出口貿易順差增長，墨西哥對美國的出口貿易順差也增長。最終，所有貿易赤字都積累在了美國頭上，過去是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現在是美國對其他各個國家的貿易赤字，這就是國際產業鏈分工的結果。

觀察者網：作為連續4年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東盟，我們主要向東盟出口機電和音像設備（占到總額的37.5%）、賤金屬及制品、紡織原料及制品、化工產品等，這背后有哪些因素？

丁一凡：這背后有市場化因素和非市場因素起作用。市場化因素主要是比較優勢的變化。比如，中國的土地價格現在遠遠高于東盟國家，中國勞動力成本也高于這些地方，有很多經濟因素決定了生產線和產業鏈會自動往那邊走。

另外一個非市場因素就是地緣政治，美國強迫中國的供應商必須搬走，給中國生產的商品增加關稅，或者明令禁止從中國直接進口商品。他們甚至因此自食其果，美國和歐洲以新疆人權的借口，禁止從新疆進口棉花，結果現在造炮彈都不夠了，因為棉花是炮彈的原料。

一些中國企業長期耕耘美國和歐洲市場，企業不太愿意輕易放棄原有市場，在地緣政治沖突的背景下，只好妥協把部分產能轉移到南亞、東南亞國家去。這樣的結果不僅是受到經濟因素影響，還有政治強迫因素的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