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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衛·羅伯遜】任何一場公共衛生危機的爆發都會伴隨一波假消息的大流行，這一點令人感到十分悲哀。在上世紀80、90年代乃至新世紀之初，我們聽到了關于艾滋病的各種危險的謊言，從“HIV病毒來自政府實驗”到“病毒檢測結果不可靠”，社會上甚至還流傳著一種毫無根據的說法，認為羊奶可以治好艾滋病。所有這些不實之詞其實都提高了人們做出高風險行為的幾率并使情況變得更加惡化。

如今，我們又迎來了新一波假消息的大流行，不過這次是一種新型冠狀病毒帶來的。從Facebook到WhatsApp，各種社交媒體平臺上假消息鋪天蓋地，從病毒的來源到預防被病毒感染的方法，內容五花八門。我們已經在BBC的節目中駁斥了幾條謠言，比如陽光、氣溫升高對病毒活性的影響以及喝水將起到怎樣的作用。BBC的真相挖掘團隊一直在就新冠病毒的各種謠言進行澄清，此外世衛組織也專門制作了一個持續更新的頁面用來駁斥關于新冠病毒的各種不實之詞。

英國作家大衛·羅伯遜2020年4月7日在英國廣播公司網站發表評論文章：《為何聰明人也會相信新冠疫情謠言？》

有一種情況是最為糟糕的，那就是謠言本身所造成的危害。據報道，伊朗某省最近有多人死于工業酒精，因為有謠言說飲用工業酒精可以使人免于感染新冠病毒，然而在當地，因工業酒精死亡的人數已經超過了因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數。此外，那些表面上看起來沒什么危害的謠言也有可能導致你產生一種虛幻的安全感，這種安全感可能讓你排斥官方建議，削弱你對專業機構和專業人士的信任。

“輿觀調查”和《經濟學人》雜志2020年3月進行的一項聯合問卷調查顯示，13%的美國人認為新冠病毒疫情是一個騙局，而有多達一半的美國人認為新冠病毒是人為制造出來的。你也許認為高知群體會有更強的分辨力，然而大量事實證明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士也無法識別虛假信息。比如“新冠陰謀論”宣傳者、畢業于麻省理工學院的著名作家凱莉·布洛根（Kelly Brogan）就是一例，她甚至曾在康奈爾大學學習過精神病學。她不但否認新冠病毒的存在、對“生源說”提出質疑，而且還大肆宣揚一些偽科學的觀點。

甚至一些著名的政治人物也在散播關于疫情的不實信息，他們所說的未經證實的新冠肺炎療法可能將適得其反對社會造成更多傷害，Twitter和Facebook兩個平臺已將相關信息刪除，這是從未有過的。不過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心理學家已經開始了對這一現象的研究。心理學家們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們找到辦法遏制謠言的傳播、減少愚蠢行為的發生。

信息的內在特征

謠言產生的原因也與信息自身的某些內在特征有關。在智能手機已大范圍普及的移動互聯網時代，我們每天都在大量信息的轟炸中度過，我們通常會依賴直覺來判斷某一條信息是否可信。BBC曾報道稱，假消息的制造者通常會使用一些簡單的手段使假消息聽起來更加真實可信，我們的批判性思維（例如檢查信息來源的真實性）會因此失效。正如一位論文作者所指出的：“當思維過程流暢無礙，我們就不會太傾向于提出質疑”。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埃琳·紐曼（Eryn Newman）指出，當我們為一段話配上圖片（即便是一張與那段話的內容稍微有一點關系的圖片）時，我們在直覺上就會認為那段話更加可信。當一段有關新冠肺炎新療法的文字被配上了一張病毒基因圖片時，我們的大腦會自動生成一幅關于該療法的圖景，我們就會把這個大腦處理過程的流暢性等同于文字內容的可信性。

出于類似的原因，一些假消息一般會包括某種描述性語言或很生動的個人口吻的論述。此外，假消息的制造者還會提到一些人們熟悉的事實或人物（比如說可能提到一家有良好聲譽的醫療機構），在編造的信息與我們大腦中已有的信息之間建立起聯系，這樣就會讓謊言聽起來更加可信。

其實，即便對文字進行重復（對一段文字進行簡單的重復或就同一內容在不同場合進行多角度論述）也可以提高其“可信度”，因為這可以讓我們對其內容更加熟悉，我們會誤以為多次見到或聽到的內容就是事實。因此，當我們在不同信息平臺多次收到同一內容的推送時，即便此前有所質疑，我們也會信以為真。

在分享信息時我們應三思而行

上面提到的內容其實早已被信息行業人士所熟知，只不過今天發達的社交媒體大大增加了人們受騙的幾率。有證據表明，許多人在下意識地分享文章，他們在分享之前甚至從未考慮文章內容的準確性。

在加拿大里賈納大學研究假消息傳播心理的研究員戈登·彭尼庫克（Gordon Pennycook）邀請志愿者閱讀從報紙上找到的與新冠病毒有關的一些新聞標題（其中一些是真實的，另一些則是編造的）。當被問及哪些標題曾真正出現在報紙上時，志愿者答錯的比例高達25%。當被問及是否會轉發所看到的假新聞時，有35%的志愿者聲稱會轉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