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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

保羅·斯塔爾（創辦人、聯合主編）：現在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于，我們是否會迎來第二個疫情波峰，這看起來是很難避免的。從歷史經驗來看，第二個疫情波峰是很常見的，而眼下受疫情影響較小的州未來將很難繼續維持較低的病例數字。美國好多地方還沒有受到疫情波及，這種狀態是很難維持下去的。

《美國展望》雜志2020年5-6月號封面特輯內容的四位撰稿人于5月19日就特輯內容制作了一期談話節目《疫情結束后的世界》，四位撰稿人圍繞美國的勞工問題、地緣政治、制造業、跨國公司以及民主制度等內容展開了討論。譯文共分為三部分，本文是第二部分。

大衛·戴恩（執行總編輯）：是啊，請接著說下去。

保羅·斯塔爾：我覺得情況會更加嚴重。

大衛·戴恩：的確。我覺得可以不用“第二個疫情波峰”這種說法，用“第二波疫情”會更準確些。紐約及其附近幾個州的新增確診和新增死亡病例數在下降，原因是這一地區的隔離措施更加嚴格，人們內心的恐懼感也更加強烈。可是如果我們看看美國其他地方，情況就不一樣了，很多地方的曲線還在向上走，而人們卻呼吁放松社交隔離措施。

美國實在是太大了，各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而我們看到的全國性數字是匯總過的。我們看到的很多圖表和曲線都是有誤導性的，不利于我們了解真實的情況，讓曲線向下走的力量都是來自紐約。而如今全美各州卻在看到那些圖表后都呼吁重啟經濟，這是非常危險的。

哈羅德·梅爾森（特約撰稿人）：你說的有道理，大衛。不過我想用一分鐘時間就剛才羅伯特提到的加大公共投資的問題再說說自己的看法。我說兩點。第一點，大蕭條時期羅斯福總統實施新政時建立了公共事業振興署（WPA），鑒于如今的美國的勞動力和社會需求與上世紀30年代比起來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一些綠黨人士希望能通過成立一個新的此類機構來施行一種綠色“新政”。我覺得除此之外，聯邦投資還應該流向幼兒看護、養老、公共衛生等領域。

第二點，在進行大規模聯邦投資時，我們不能在聯邦和地方兩個層面大規模消減政府預算，這會抵消聯邦投資的效果。2008年以后所謂的“復蘇”階段就發生了這樣的事，當時聯邦投資占到了GDP的2.5%，可是如果考慮到預算削減，這個比例就只有不到1%了，這其中的區別是很大的。結果美國經濟復蘇的曲線就像耐克商標一樣，這是眾人皆知的事實。這個問題很重要，我想國會不久之后就不得不面對這一問題。

羅伯特·庫特納（創辦人、聯合主編）：我可以問題一個問題嗎？在封面特輯中，保羅談論的是比較宏觀的社會問題，哈羅德談了勞工問題，大衛談了公司監管、金融業以及紓困資金濫用等問題，而我本人談的是我們將迎來大規模公共投資的契機，我感覺你們三位比我要悲觀一些。大家覺得美國在政治領域發生怎樣的變化才能夠讓勞工、公共醫療衛生體系以及反壟斷等問題的解決走上正確的軌道呢？

大衛·戴恩：誰想第一個回答這個問題？

哈羅德·梅爾森：我先說一句吧。今年11月民主黨能否取勝還是個未知數。白宮、參議院和眾議院，掌握這些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否則我們會遇到更嚴重的麻煩，嚴重程度將超乎想象。

大衛·戴恩：是啊，的確如此。這是很基本的前提，不過只有這些還是不夠的。大家已經看到，白宮提出的疫情應對法案對小企業太過忽視，大量美國的小企業正在陷入困境而那些大公司卻受到了美聯儲信貸市場支持措施的保護，還未及采取紓困措施，那些大公司的問題就已經得到了緩解。

在很多行業，市場份額正在向大公司集中。所以說，我們的確需要一場民主黨的勝利，不過只有勝利還不夠，我們還需要拿出政治意愿通過現有的政策工具來解決市場份額過度向大公司集中的問題以及經濟過度金融化的問題。這些問題在過去40年里一直存在，這也是我比較悲觀的原因。40年了，問題還未得到解決。

如今新冠疫情來了，很顯然這是一股來自外部的有助于我們解決問題的力量。不過，你稱之為離心力也好，稱之為保守勢力也好，目前這樣一股勢力仍然十分強大。這股強大的勢力在支持當下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框架，他們并不認為反壟斷、反短視的金融化、反華爾街主導地位是美國的首要任務。如果不對這股勢力進行約束，你所提到的惠及社會大眾的公平正義將很難實現，而大規模公共投資恐怕也將淪為空談。

我想一切還要從基層做起，我們需要組織大規模的運動，告訴人們我們過去做事的方法已經行不通了。美國的左翼力量要把人們發動起來，而我目前還沒看到他們有什么明顯的動作。美國太大，也許很多事情的改變都需要一個自然緩慢的過程。

保羅·斯塔爾：為什么特輯中的文章會對局勢有如此冷靜或者說悲觀的判斷呢？2008年之后，人們曾對工人運動的復興有很高期待，以為局面會發生很大變化，可事實并非如此。我們變得謹慎多了，也許人們會一次又一次犯下同樣的錯誤。

大衛·戴恩：的確如此。

保羅·斯塔爾：我們對未來有判斷，我們知道市場份額正在向大公司集中。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人們的憤怒情緒會很快爆發出來，我相信這一刻一定會到來，不過現在還說不好到底什么時候會到來。

大衛·戴恩：保羅，你在文中也提到過，瘟疫往往是一些歷史性事件的催化劑，幾個世紀以來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社會變革往往是在大流行病爆發后到來的。

保羅·斯塔爾：是這樣的。一個典型的例子來自14世紀的歐洲，當時黑死病奪走了三分之一歐洲人的生命，社會不公狀況在疫情結束后有了很大改觀，勞工階層在社會上獲得了更大的發言權。這是個很好的例子，不過恐怕很難說這是一個人們高興看到的結果，畢竟付出的代價過于巨大。

哈羅德·梅爾森：當前疫情的社會背景是，美國國內的政治氣氛在過去幾年里已經在向左轉了，問卷調查結果對工會是有利的，而且“全民醫保倡議”在民主黨的初選中也贏得了支持。不過上述幾點并不具有決定性意義。如果沒有新冠疫情，我們現在可能還在談論民主黨的政治轉型之類的話題。當然，這與兩黨的權力關系變化是兩回事。不過如果兩黨權力關系真地發生變化，我相信民主黨自身的變化是原因之一。我相信，疫情會推動民主黨的政策轉向，至于轉向是否就一定能幫助民主黨贏得大選，目前還很難說。

大衛·戴恩：在疫情到來前，美國政治的兩極化已經發展到了一個高峰，這是過去百年來都十分罕見的現象。疫情會對選民的觀點造成怎樣的影響呢？我們已經在疫情中看到了一種文化戰現象。口罩如今成了文化戰的一個符號。在許多保守的地方，人們反對在便利店或藥店里戴口罩。在過去幾十年里，美國社會經常會因為爭論一些問題分成兩派。那么此次疫情又會對美國政治造成怎樣的影響呢？

哈羅德·梅爾森：美國的確是一個很極化的社會，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兩個群體的對立已經固化。一些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共和黨基本盤的地方，比如亞利桑那州，也會成為今年11月大選的戰場之一，這說明人們的觀點一直在發生變化。

很多事情都在變，中老年群體也是如此。傳統上中老年人大多是支持共和黨的。可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如今美國的中老年人更喜歡拜登而不是特朗普，因為特朗普在處理新冠疫情時的表現實在是太糟了。中老年人對病毒的抵抗力是比較差的，對特朗普的糟糕表現有更切身的體會，他們對共和黨的情感就是這樣發生了轉變。

此外，一項較早進行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許多人在失業后同時也失去了醫保，人們對“全民醫保倡議”的支持度在上升。極右翼分子的活動正在增加，政治極化現象也的確存在，不過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正在向左轉。

保羅·斯塔爾：我同意你的看法，哈羅德。的確有很多中老年人倒向了民主黨。不過現在還說不好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拜登的個人魅力還是因為疫情中特朗普的糟糕表現。我覺得他們一定對共和黨推行的一些政策感到十分憂慮，過早重啟經濟會增加病毒擴散的風險，中老年人對此是很敏感的。我希望政府應該基于理性來制定政策。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20年5月19日《美國展望》雜志網站，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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