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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在應對這種要求時遇到的困難在于，中國已經變得足夠富裕和強大，不再向美國麾下的區域勢力和全球霸權低頭。中國人不再一味地委曲求全來作為換取獨立自主的代價。美國似乎鐵了心要維持自己的霸主地位——不是通過改正自身的問題，而是通過給中國下絆子、使其受到遏制（not by correcting its own deficiencies – but by tripping up and immobilizing China），但是這份偏執和自滿是無濟于事的。美國一面在要求中國更加開放的同時，自己卻日益走向封閉。

這種變化可不是什么好兆頭。無論是美國放過中國，還是美國通過削弱中國來保全自己的全球主導地位，這兩者成為現實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試圖打倒中國更有可能削弱和拖垮美國經濟，而不會阻止中國的前進。那么，未來的美中關系會是什么樣呢？

首先，我要對杰里米·豪夫特（Jeremy R. Haft，美國企業家、暢銷書作家、學者、對華貿易事務媒體評論員——觀察者網注）2019年為“偉大決策”（Great Decisions）計劃所寫文章中提到的關鍵一點表示贊同。他指出，一個國家的GDP規模實際上與其國際競爭力沒有什么相關性。GDP完全沒有反映出經濟活動的國際分工。如果我們把挖溝工人或喜歡推諉扯皮的金融精英創造出來的GDP，與鋼鐵工人或諾貝爾獎得主為一個國家創造的財富混為一談，那么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會被我們忽視掉。與GDP有關的數字可以讓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的經濟規模有多大，或者該國經濟增長得有多快，然而知道兩個國家的GDP規模并不能幫我們預測到它們之間最終的競爭結果。

雖然不能說經濟總量是無關緊要的，不過一個國家的精神、自豪感、意志和耐力才是決定經濟總量能發揮怎樣作用的關鍵因素。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試圖削弱美國在太平洋的軍事力量時，其GDP規模僅為美國的十分之一。然而日本卻牽制了美國將近四年，最終因無力抵御美國的核攻擊才宣告投降。

因此，無論是按名義匯率計算還是按購買力平價標準計算，比較美中兩國的GDP數字并沒有切中問題的關鍵（comparisons of gross economic indicator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are mostly beside the point）：中國的工業產值現在占全球的四分之一，是美國的1.5倍，比美國、德國、韓國三國加在一起的總和還多，這一點才是更加重要的。

此外，在中國從事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類工作的勞動力已經占到了全世界同類勞動力的四分之一，是美國的8倍，增長速度也是美國的3倍以上，這一點同樣是非常重要的。

與美國和無人同情的前蘇聯不同，中國在意識形態上沒有充當救世主的欲望，這甚至可能會成為它的一大優勢。如果有其他國家試圖模仿中國的制度，中國人自然覺得高興，然而實際上中國人并不是很在意其他國家如何管理自己的社會。中國在其國內施行的是一黨執政的制度。盡管美國的意識形態旗手宣稱中國在海外推廣專制、反對民主，但其實中國并沒有這樣做。

在冷戰結束后秩序混亂的新世界里，意識形態聯盟是非常不堪一擊的。一國制度的受歡迎程度幾乎完全取決于該制度是否能給人民帶來有效的政府領導力、繁榮的經濟和穩定的社會（the appeal of systems of government depends almost entirely on how well they deliver effective leadership, prosperity, and domestic tranquility to those they govern）。你無法再去強迫某個國家向一個超級大國效忠。各國可以自由選擇國際伙伴和競爭對手，并就事論事地與伙伴和對手打交道。

中國的財富和實力與日俱增，鄰國們無不擔憂這會在多大程度上迫使自己臣服于中國，然而沒有一個國家擔心自己會受到中國的侵略。盡管美國費勁心思地去設想東亞海域出現一個類似富爾達缺口（冷戰期間，富爾達這座城市靠近東德和西德的分界線，人們因此將該地的一處山谷命名為“富爾達缺口”。美國認為，若華約與北約爆發戰爭的話，那么富爾達缺口是最有可能遭受蘇聯軍隊進攻的一處地點——觀察者網注）的地方，但實際上東亞并不存在“富爾達缺口”。

一些美國人兜售的那套過分夸大的“中國威脅論”在國內比在國外更加受到歡迎。即使在那些早就對中國有戒備心理的國家，美國的這套說辭也沒有產生很強的吸引力，也許是因為那些國家看不到迫于美國壓力在美中之間選邊站隊能為自己帶來什么好處，反而很可能損失巨大。

中國是其所有鄰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正在成為這些國家最大的外資來源地和投資目的地。對這些國家來說，中國近在咫尺，而且永遠也不會離開。這些國家并不想向中國挑起事端，他們也不會站在美國的陣營里。

中國對一些分布在東海和南海的島嶼、礁石和島礁（islets,rocks,and reefs）的主權提出了長達一個世紀的聲索。由于冷戰期間中國受美國的牽制，導致其他宣稱擁有主權的國家占領了大部分島礁。30年前，中國終于拿回了少數幾塊其他聲索國沒有占領的土地。

中國在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的周邊建立據點來捍衛主權，對這些國家而言，把中國趕出去不是他們的目標。盡管同美國海軍在堡壘周圍劃定領海基線方面有分歧，中國并未威脅到南海自由的商貿航行。畢竟，通過該海域三分之二的船舶的目的地是中國港口。要不是美國媒體利用失之偏頗的言論來混淆視聽，其實這都是大家看得到的事實（it’s hard to ignore these facts unless the prejudicial narratives of the American media miasma prevent one from seeing them）。中國目前并沒有向鄰國索要什么，只是以禮相待，互相開放貿易和投資，嚴防那些國家伙同第三方做出威脅中國國家安全的行為。

無論中國的鄰國是否是美國的歷史盟友，他們都沒有采納當前美國孤立中國的方案。他們之所以尋求獲得美國的支持，目的不是為了與中國對抗，而是希望借助美國的力量尋求與中國之間保持一種平衡的、可持續的和解狀態。

這種目標上的不一致，就解釋了為什么特朗普政府排斥中國的行動迄今對中國的損害還不如對美國與盟友和國際伙伴之間的關系損害大。這些行動非但沒有遏制中國的影響力，反而削弱了美國的領導地位。

在雙邊層面上，當前美國發起的貿易戰已經讓中國經濟付出了代價。中國的反擊對美國也造成了同樣的影響。等待美國零售企業和消費者的是逐步升級的沖擊。特朗普貿易戰的短期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那么它的長期影響又是什么呢？

首先，當前的供應鏈和貿易模式正在受到永久性損害。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中國生產商為了避免美國關稅而轉投東南亞、東非和拉丁美洲的時候，他們提升了中國在價值鏈上的地位。與此同時，加大對其他國家的生產投資促進了中國在當地的影響力。俄羅斯、烏克蘭和其他國家的農業當前獲得了蓬勃發展，這都是以犧牲美國農民利益為代價換來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