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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關于生物多樣性，可能還有一個永恒的問題，就是一個生態系統，因多樣性喪失而崩潰的臨界點在哪里？有的人會認為一兩種生物的滅絕無關痛癢，為什么要保護多樣性呢？

岑少宇：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恐怕很難有答案。我想，首先就不應單純地去看待多樣性的問題。多樣性的臨界點，與氣候、地理等等的臨界點是緊密相關的。跨越一個臨界點，還可能會放大繼續跨越其他臨界點的風險。

我們已經實際觀測到例如冰山消退導致河流改道這樣的事件，無疑是對當地局部生態的一次大震蕩。

從長時段看，河流改道后，如果氣候維持不變，生態系統很可能會逐漸恢復到原有的狀態，只是具體的分布隨著河道的變化而改變，只有少數物種受到不可逆轉的影響。但如果當地的生物多樣性已經受到損害，那么發生這樣的震蕩后，就未必有足夠的恢復能力。

近幾年還有研究表明，單純考慮跨越某個臨界點所立即導致的劇烈變化，可能存在很大的漏洞，一些微小的環境變化，也可能開啟一個緩慢的變化過程。

比如，當海洋環境的輕微變化降低了咸水鮭魚種群的死亡率時，幾乎沒什么生態影響。但是，鮭魚的一些有演化意義的特征發生了緩慢的變化，例如從河流遷移到海中的最佳體型，達到了發生“穩態轉變”的臨界值，最終還會改變群落的組成。

可以想象，有如此多的互相交織的因素，如果其中還有一部分具備這樣的延遲效應，對臨界點的探討將是多么復雜的事情。

左圖是傳統理論里生態條件、生態狀態與臨界點的關系，右圖是科學家新近提出的更復雜的圖景

即使單純從生物多樣性的角度看，物種的“種數”只是一個小方面。有的時候可能關鍵物種個體減少到一定程度，就能引發災難性的連鎖反應。

還有物種內部的遺傳多樣性，它是演化的基礎；對于人類來說，也蘊含著巨大的利用價值。遺傳多樣性的喪失，可能導致生物更難以應對未來的環境沖擊，也可能導致對人類有用的某一物種不再堪用。

更何況，就算沒有人能給出確切的臨界點答案，更沒有人能負擔得起生態崩潰的代價。“未雨綢繆”才是中國人傳統上一貫推崇的思維模式，而不是“江心補漏”。

“地球生命共同體”這一理念很好地體現了各生態系統之間、生物與物理化學環境之間、人類與自然的其他部分之間命運交織與共的關系。我們沒有理由把這個“生命共同體”推到懸崖邊緣，或者一直讓它走鋼絲。

觀察者網：從專業的角度來看，如何理解“地球生命共同體”這樣的提法？

岑少宇：中國已經提出了不少“共同體”的概念，擴展到地球生命的范疇是順理成章的。

生態環境問題的解決牽涉到方方面面，為了解決具體的問題，肯定會有一個細分的過程。

從最簡單的人與自然的提法開始，再把人分為經濟、社會，變成經濟-社會-自然的系統，大自然也可以繼續分為生物、非生物。

這樣的分解在探討具體問題時，當然是有用的，而且人們也會強調它們之間存在密切的相互作用。像我參與編寫的生態教材，也是按照這樣的思路搭建框架。但達到一定階段，還是需要有一個提綱挈領的理念來統領與整合。

而且，這些分解歸根結底還是追溯到人與自然這第一步分解上，本質上還是有點二元對立的意味。人類其實是自然的一部分，只不過是較為特殊的一部分。“生命共同體”可以完美地消除這一哲學上的弊病。

另外，大量不同專業的人也有自己的思維方式，不同國家的人也有自己的立場，也需要一個更能夠統一在一起的理念。

我在澳大利亞學習保護生物學時，用了北方國家和南方國家的概念，結果老師一臉問號。其實，這些概念在經濟、社會的國際合作領域是很尋常的，比如聯合國就有聯合國“南南合作”辦公室。

保護生物多樣性，不可能脫離經濟、社會的綜合治理，但在狹義的生態學領域，可能很多學者就不了解另一套話語體系。（當然也可能是澳大利亞人對自己在南半球，但又不是“南方國家”有點不適應。）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對于生態保護，其實有一個連續的理念光譜，占據兩端的是兩種有些“極端”的思路。

一種認為，保護生物多樣性就是單純為了人類的生存與資源利用，顯得非常“功利”。另一種認為，保護生物多樣性就是為了“保護”，或者說是清除人類作為自然界特殊的一員，因為過于“特殊”而產生的巨大的不良影響，顯得非常“超然”。大部分人的觀念其實是在面對不同的問題時，在中間游走。

我想，“地球生命共同體”的理念可以囊括不同專業的思維，也可以更好地包容思想上的沖突，不管是更“功利”還是更“超然”，都可以納入進“共同體”的生態文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