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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數(shù)學家丘成桐和物理學家楊振寧，就中國是否應該建造高能對撞機，發(fā)表了針鋒相對的意見，引起公眾的興趣。^[1]他們的分歧，牽涉到一系列與科技決策有關的重大問題，值得嚴肅討論。

本文將參照美國上世紀90年代初圍繞超導超級對撞機（SSC）的辯論，以及作為其背景的美國高能物理及其政策環(huán)境的歷史演變，就丘-楊間的核心分歧發(fā)表幾點看法，以求教于兩位學者和關心此事的公眾。

九十年代初，我與高能物理史家Sam Schweber 一起，對當時粒子物理正在經(jīng)歷的變化產(chǎn)生了興趣。一開始，我主要從粒子物理的理論發(fā)展來探討其概念基礎的深刻變化。而Sam則有意進一步討論這一內生變化與外部環(huán)境變動之間的互動關系。后者主要指美國科技政策的演變，包括國際國內環(huán)境和政策主導思想的變化。

作者：曹天予教授

經(jīng)過兩年多的調查研究，包括對三十余位粒子物理領軍學者的訪談，我們的看法基本成熟，即粒子物理正在經(jīng)歷深刻的轉型。^[2]1992年夏天，我們向物理學家Victor Weisskopf 提議，由他出面，在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召開一次20余人的小型專題討論會，就此看法展開討論。

討論會籌備之初，正值SSC上馬下馬辯論漸臻白熱化。到正式開會那天（1993年11月6日），SSC敗局甫定，但以Steven Weinberg為代表的支持方, 與以Leo Kadanoff 和Ken Wilson 為代表的反對方，仍然就各自立場的基本理念進行了激烈的辯論。

這一辯論的主要內容和各方立場，實際上是美國高能物理學界60年代大辯論的翻版。差別只在于30年后形勢已轉為對支持方大為不利。當前引起中國公眾關注的丘-楊二位美籍華裔學者的分歧，可以視為同類辯論的微縮版。因此，美國60年代和90年代辯論中提出的種種說法，也許對當前國內圍繞丘-楊分歧展開的討論有點參考價值。^[3]

從60年代到90年代，美國學界、公眾和政府，對是否支持建造極其昂貴的高能（加速器）對撞機，有四條普遍認同的標準：科學價值、應用價值、社會價值和（資源-人才）代價。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判斷高能對撞機可能為社會提供的價值。

粒子物理興起之初，即從二戰(zhàn)結束到50年代末，主要任務是理解核力。由于以下幾個原因，耗費巨資的高能加速器，得到政府無保留的支持。

首先，粒子物理作為核物理的延伸，有原子彈在二戰(zhàn)中作用的背景，又在蘇美對峙的冷戰(zhàn)語境中，被認為對國家安全（應用價值）和國際威望（社會價值）至關重要。

其次，大批在戰(zhàn)時與軍方合作密切的物理學家，戰(zhàn)后進入了政府高層咨詢-決策機構，成為高能物理在政府中強有力的代理人。

最后，科技政策的主導思想，是以戰(zhàn)時負責軍事研發(fā)的Vannevar Bush為代表的對還原論的崇拜：即認為，基礎科學的發(fā)展，會自動地帶來技術、工業(yè)、經(jīng)濟的繁榮和社會福利；而粒子物理則是一切基礎科學的基礎，應該得到政府無條件的支持。

粒子物理的獨尊地位，到60年代初就受到嚴重的挑戰(zhàn)。1963年，橡樹嶺國家實驗室主任Alvin Weinberg發(fā)表文章指出，基礎科學必須對鄰近學科有用或有相關性才值得支持；但高能物理對鄰近學科（核物理）的貢獻極為有限，遠遠不如分子生物學對其鄰近學科（如醫(yī)學）的貢獻；而其對技術和福利的貢獻則幾乎為零。

楊振寧親歷60年代的大辯論，當然知道那時的學者、公眾和政府都已明白，粒子物理不但不可能自動地帶來技術、產(chǎn)業(yè)和經(jīng)濟的進步，就連原子物理、核物理所具有的在原子能、核彈方面的那些應用價值，也一點都沒有。這就是為什么美國政府，從1967年起就開始削減對粒子物理的支持。

當時的一些學者，如Hans Bethe，Julian Schwinger 和Victor Weisskopf等，為粒子物理辯護時所訴諸的，主要是“物理前沿”、"對自然的基本理解"、"發(fā)現(xiàn)自然規(guī)律"、"提供統(tǒng)一的世界圖像"等還原論理據(jù)。

由于歷史原因，這些理據(jù)，對于長期受還原論思想浸潤的粒子物理學家、政府官員和一般公眾，具有不容低估的說服力。直到今天，丘成桐為對撞機游說時所依賴的，主要也還是這些還原論的理據(jù)。

但是，這些理據(jù)，由于Philip Anderson1972年在《科學》雜志上發(fā)表的一篇文章，^[4]在物理學界的影響力迅速衰退。

Anderson的基本思想是：每一領域內的基礎研究，是理解該領域現(xiàn)象的必要條件，必須支持。但不同領域間的還原，由于尺度不同和復雜性的牽扯，不可能導致（復雜領域從簡單領域出發(fā)的）重構。

因此，粒子物理盡管在還原論的意義上是最基礎的領域，對其它領域的研究卻不可能提供什么幫助，因而不應該享有任何特權。

當時的這些辯論，并沒有影響粒子物理自身的發(fā)展。其最大成就，就是從60年代到80年代逐步確立起來的標準模型。吊詭的是，這一粒子物理史上最偉大的成就，卻把粒子物理帶入了最深刻的危機。

首先，成功推高了期望。如果使用還原論的方法，通過引入恰當?shù)膶ΨQ性，可以得到弱電統(tǒng)一理論；那么進一步引入更大的對稱群，理應導致更為成功的統(tǒng)一理論的發(fā)現(xiàn)。但實際上，統(tǒng)一弱電理論和（處理超強相互作用的）色動力學的種種努力，統(tǒng)歸失敗，更不必提統(tǒng)一所有自然規(guī)律的理論了（Theory of Everything）。

于是，粒子物理學家面臨的形勢是：在標準模型范圍內，一切都對，因此已經(jīng)沒有什么開創(chuàng)性的工作可以做了； 而一旦超出標準模型，則什么都錯，即除了數(shù)學玄思以外，也無從做起。期望的落空導致對（還原論）方法的懷疑。后者更因粒子物理的內部發(fā)展而強化。

我這里指的主要是對稱破缺、重整化群、脫耦定理和有效場論。脫耦定理和有效場論的興起，有力地支持了Anderson的涌現(xiàn)論立場：即就自然規(guī)律而言，物理世界是個由大體上相互獨立的層次構成的等級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