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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8月22日是鄧小平同志誕辰120年周年紀念日。作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曾提出了“發展才是硬道理”、“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等經典論斷，奠定和指導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方向。

在著名社會學家、華東理工大學教授曹錦清看來，鄧小平是“歷史的扳道夫”，開創了社會主義2.0版，對所有制結構、分配制度，以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等根本問題都做出了方向性解釋。同時，當歷史發展進入不同階段后，我們今天也面臨著鄧小平理論傳承的重大問題，如何從韜光養晦到積極有為，如何處理好穩定與發展兩個大局等等，也考驗著政府的執政能力。

在鄧小平同志誕辰120年周年紀念日前夕，觀察者網與曹錦清教授進行了一場深入對話，探討鄧小平和鄧小平理論的當代傳承。本文根據對話內容整理而成。

1988年4月，鄧小平在北京玉泉山

【整理/觀察者網 高艷平】

歷史的扳道夫

鄧小平的歷史地位，我把他比喻為歷史的扳道夫，就好像中國是一趟高速開動的列車，沿著原有的軌道開不下去了，需要轉彎。雖然依舊在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但是通往目的地的路徑，需要從舊軌轉到新軌。這是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口，列車要轉彎，但是要平穩，不能翻車。

在這個時點上，時勢造英雄，鄧小平出現了。反過來看，首先是他意識到這是一個重大的歷史關口；其次，他能夠把軌道扳過來，而且換道后列車的運行還相對平穩，沒有翻車，這時候就成了“英雄造時勢”。

蘇聯的列車也曾轉軌，但是蘇聯出了個戈爾巴喬夫，他開啟的“新思維”改革，扳錯了方向，列車飛了，蘇聯解體了。

在1978年的歷史轉折點上，鄧小平就是中華民族現代化歷史上一位成功的扳道夫。有了他，我們的改革開放轉軌才比較平穩，能夠繼續在社會主義的軌道上越走越好。

從社會主義1.0到社會主義2.0

老路不能走了，要開創新的道路，這個道路的名稱還是社會主義道路，但是因為路徑變了，就需要重新對社會主義進行定義。

作為歷史的扳道夫，鄧小平的核心貢獻就是對社會主義進行了重新定義，在什么叫社會主義以及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兩大問題上提供了全新的思考。這也是黨的十四大給鄧小平的歷史定位：他是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他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做出了歷史性的重大貢獻。

1992年的南方談話解決了什么叫社會主義以及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前三十年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我們叫做社會主義的1.0版；鄧小平則帶領中國，向社會主義的2.0版過渡。

2.0版社會主義討論的核心問題就是，計劃和市場能不能兼容，社會主義能不能搞市場經濟。因此，在過渡時期，就出現了很多“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議。

1992年的小平南方談話為此定了調：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資本主義也有計劃；計劃和市場都是資源配置的手段，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這就是對社會主義的重新解釋。

從發展個體戶、鄉鎮集體企業，到進行國有企業改制，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建立起來了，中國經濟也實現了騰飛。

1992年1月21日，鄧小平在深圳參觀中國民俗文化村。新華社

姓資姓社的爭論再起

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又帶來了一些新問題。改革開放之前我們實行的是單一公有制，其實現形式是計劃經濟，分配形式是按勞分配。那么隨著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大轉軌，出現了所有制結構的變動，這是我們原來沒有充分估計到的。

原來以為公有制，包括集體所有制，都能夠按照市場來配置資源，根據市場價格信號做出生產決策。但實際情況是，國有企業、民營資本和外國資本并存的多種所有制結構形成了。這三種資本的比例，無論是占GDP的比重還是占外貿的比重，都發生了動態變化，而且目前非公經濟的占比已經占大頭。

所以這次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文件出來之后，有關“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爭議又起。有人說應該改為“公有制為主導”，但有人認為這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否定”，爭論背后還是“姓社姓資”的根本性問題。

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公有制本身的實現形式發生了變化，開始按照市場來配置資源。所以1993年的憲法修正案，專門把“國營企業”改為了“國有企業”。

這次修改雖一字之差但意義重大，因為國家和政府不再是國企主導的公有制經濟的直接經營者，而成了產權所有者。國營企業不適應于市場經濟，而國有企業以及后來提及更多的國有資本，能夠更好地和市場經濟結合，既能夠按現代企業制度運行，也可以搞股份制結構，還可以上市；國有資本還可以和外資結合，和民資結合。

“國有”以資本的形態出現后，和其他資本的關系就成為大家關注的問題，“姓社姓資”的問題再次出現了。這些年的很多討論都是圍繞這個難題進行的，包括“國進民退還是民進國退”、“民營經濟退場論”和“兩個毫不動搖”等等，都與此有關。

市場經濟要求的所有制結構形式以及公有制實現形式發生了重大變動，從而帶來了資本形態的變動，相應地，勞動分配形式也發生了重大變化。

生產有三要素：勞動、資本和土地，改革開放前我們實行的是單一公有制之下的按勞分配，因為我們的土地歸集體所有，資本是國有的，參與分配的就只有勞動了，即按勞分配。但是改革開放之后，所有制結構和公有制的實現形式都變了，黨的十五大就宣布要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

當時十五大報告提及的只有勞動、資本和技術三個要素；黨的十六大強調，要“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增加到了四要素。2019年，十九屆四中全會上提出要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七大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二十屆三中全會再次強調了這七大要素分配。

土地要素的計入，是因為原來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在城市化過程中發生了變化，出現了大量土地閑置的情況。允許這些土地出租，以及土地作為要素參與分配正式列入了文件。只不過農村的集體農業用地變更為國有土地以后，土地增值部分如何分配，還不大明確。

數據要素的重要性是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逐漸凸顯的，但是數據要素如何參與分配，現在還有待突破。數據資產是由互聯網用戶產生的，但是最終獲利的卻是資本所有者，如何實現公平分配，還是一道難題。

所以從公有制計劃經濟條件下的按勞分配，轉軌到市場經濟條件下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結合，也引起了很多所謂“姓資和姓社”的爭論。

在這個節點上，圍繞著社會主義2.0版對社會主義的理論定義，對發展中出現的諸多新實踐、新現象，如何來判斷，如何來說明？這些都很核心的問題。